这一幕，让在场的医官们无不动容。阿沅姑娘细心，发现王五奏琴时，其右手三指有细微痉挛，奏罢后痉挛加剧，其人也愈发狂躁。她大胆提出：“程大人，晚辈观其症候，发病似与气血逆冲、扰动心神有关，或可试以银针刺‘三阳络’‘通里’二穴，平心静气，再问案情。”

程琰准其施为。数针之后，王五情绪渐稳，虽对行凶过程仍记忆模糊，却能断断续续说出案发前数日，自觉头痛欲裂，耳中常有雷鸣之音，心烦意躁，难以入眠等重要细节。

经过数日反复诊察、验证，鉴疾司最终达成一致：王五确患“癫狂之疾”，案发时神识昏蒙，不能自控。一份由所有医官联名画押的详细诊籍被郑重呈送廷尉府。

然而，法律的齿轮刚刚开始转动。廷尉张缉面对太医署的结论，虽无疑议，却遇到了新的难题。

受害者之一，邻舍老丈的独子李五，是个泼皮货郎。他纠结了数十乡人，披麻戴孝，围堵在廷尉府外，哭声震天。

“天理何在！王法何存！我父惨死，凶手竟可逍遥法外？！”李五捶胸顿足，“说什么失心疯！谁知是不是装出来的！今日他疯能杀人，明日我疯是不是也能杀人不偿命？！这长安城还有王法吗？！”

这番煽动性言语，引得围观人群议论纷纷，许多原本支持天子决断的人也开始动摇。是啊，如何确保鉴定万无一失？如何防止奸人诈病？

张缉并未强行驱散人群，而是命人将李五及几位乡老请入府中。他并未直接驳斥，而是将太医署那本厚达数十页、记录着各种鉴别方法与王五病状细节的诊籍，推到李五面前。

“李五，本官知你丧父之痛。然国法在上，不容私情。太医署之结论，非一人之言，乃众医官连日详查、多方验证之果。你说诈病，”张缉目光如炬，指着诊籍上密密麻麻的记录，“这脉象变化可能作假？这针灸反应可能伪装？这连日观察之细节可能尽是天衣无缝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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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五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仍梗着脖子：“就算他是真疯！那我爹就白死了吗？！”

“非也。”张缉肃容道，“陛下明诏，死者岂能无抚恤？然抚恤非赎罪之金，乃朝廷体恤生者之仁政。依诏，王五家产半数没入抚恤仓，优先赔付你等三家。此外，本官已呈报丞相，念你家境困难，特许从抚恤仓中再拨一份，助你安葬老父，维持生计。”

李五怔住了，他原以为人死灯灭，只能争一口气，没想到还能有实实在在的补偿。周围乡老的脸色也缓和下来，纷纷劝他：“五郎，朝廷也算仁至义尽了……”“是啊，那王五也是可怜人……”

一场风波，终于在法、理、情的交融下，缓缓平息。

政策的实施，远比一纸诏书复杂。安济坊的筹建并非一帆风顺。南郊的百姓听闻要在附近设立收治“疯子”的场所，顿时人心惶惶，联名上书表示反对，担心自身安全受威胁。

负责此事的少府官员颇感头疼，只得将难题再次上报。

这一日，刘禅在宫中听闻此事，略作思索，对侍中董允笑道：“百姓非恶意，乃未知而惧也。解铃还须系铃人。”

他下了一道口谕：命太医令程琰，携鉴疾司医官，并邀国学博士数人，于南郊里社开设讲堂，为百姓详解“失心之症”之缘由、防治之法，以及安济坊将如何严加管理、确保无虞。同时，准许百姓推举代表，入正在修建的安济坊参观。

程琰领命，心中暗自佩服天子心思之缜密。他亲自带队前往，不仅讲解，还当场为几位有轻微心疾症状的乡民诊脉开方。博士们则引经据典，讲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

那赵昂、张逸、程文三少年也闻讯赶来，主动帮忙维持秩序，向乡民分发由太医署编写的、绘有简易插图的《心疾认知》小册。赵昂更是凭其辩才，现身说法，讲述自己从坚决反对到理解支持的转变过程。

疑虑在公开的交流和透明的措施中逐渐消散。反对的声音小了，甚至有不少乡民开始询问坊中是否需要杂役人手。

而那位最初引发风波的王五，已成为安济坊的首批入住者。他被安置在一个洁净的单间内，手脚虽仍有束缚（以防万一），但已卸去沉重的镣铐。医官阿沅每日为他行针用药，辅以音律疏导。

某一日下午，阳光透过窗棂洒入。王五忽然抬起头，对正在为他调整针位的阿沅轻声问道：“女医官……那日……我是否……伤了人？”这是他第一次清醒地主动问及案情。

阿沅手微微一颤，沉默片刻，终是点了点头。

王五眼眶瞬间红了，泪水无声滑落，喃喃道：“罪过……大罪过……我不该……我不该饮酒……”

“患病非你之过，但后果需你我共同承担。”阿沅温言道，“你好生治病，便是赎罪。坊内设有工坊，待你好些，可去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所得工钱，一部分便可纳入抚恤仓，补偿受害者家眷。”

王五闻言，黯淡的眼中终于有了一丝微光，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暮春的风吹过已初具规模的安济坊，带来药草的清香。在长安城这场关于罪与罚、法与情的风暴中心，一颗名为“文明”的种子，正以一种这个时代前所未见的方式，悄然破土，静待生长。而已经而立之年的皇帝刘禅，正在未央宫深处，筹划着下一步的棋局——如何将长安的经验，推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