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位置选得很巧妙——从谭笑七的方向看过来，这里恰好被一根大理石柱挡住大半；但如果稍微侧身，就能看见七哥的侧脸。此刻的谭笑七微微低着头，律师正在她耳边轻声说着什么。她今天把头发盘起来了，露出白皙的脖颈，那个姿势让虞和弦想起某种鸟类，警觉而脆弱。

虞和弦忽然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如此长久地、不被察觉地注视谭笑七。

比如有次虞和弦送文件到总裁办公室，推门看见谭笑七站在窗前，背影在夕阳里薄得像纸；听见声音回头时，眼睛里有些没来得及收拾的情绪。

姐姐海仙是先动心的那个。虞和弦清楚地记得，海仙提到“谭总”时声音会不自觉放软，会默默记下谭总在十天里七天喝高碎三天和绣球的偏好。那时虞和弦还调侃过姐姐：“谭总那么矮，你穿高跟鞋都比他高半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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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仙当时很认真地反驳：“身高有什么要紧？他站在那里，就是比所有人都高大。”

后来海仙因为那场意外突然离开。悲伤之余，虞和弦某天清晨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在想：“不知道谭总今天会不会又忘记吃早餐。”那一刻她愣住了，然后在渐渐亮起的天光里，明白了某些东西早已悄然改变。

“现在开庭。”

法官的声音把虞和弦拉回现实。她看见原告席上坐着一对老夫妇——谭笑七的父母。他们比想象中更苍老一些，穿着体面但略显过时的衣服，背挺得很直。谭妈妈偶尔会往被告席方向看一眼，又迅速移开视线。

虞和弦试着想象谭笑七此刻的心情。会愤怒吗？会委屈吗？还是早已麻木？她想起自己老家的父母。她理解谭笑七为什么选择法律途径而非私下和解。有些伤口太深，深到任何温情的话语都会变成盐。虞和弦从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调解”或“帮忙”，那不是她该做的事。她能做的，只是坐在这里，像一个无声的见证者。

庭审过程比想象中冗长。虞和弦注意到谭笑七全程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由律师应对。只有一次，当对方律师提到“未尽孝道”时，他抬起头，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弧度。

那一刻，虞和弦忽然很想走过去，不是说话，只是站得近一点。但她没动。她知道他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拯救”。

虞和弦靠在椅背上，忽然想起姐姐海仙出事前的那个周末。她们一起去逛夜市，海仙在一个卖手工饰品的摊位前停下，买了两条细银链。

“一条给你，一条给谭总。”海仙笑着说，“他整天戴那块假手表，都不像个老总。”

后来虞和弦把自己那条收起来了，没忍心戴。而该给谭笑七的那条，她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机会送出去。现在那条链子还躺在她床头柜的小盒子里，偶尔打开看看，银光已经有些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