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火，烧向军队和吏治。 他以巡抚大印发出的一道道檄文、手谕，风格凌厉如刀：

· 整顿现有残兵：能战者编入楚军序列，严格操练；老弱不堪者，发给少量遣散银米，令其归农（实际上很多人也无家可归）。

· 奏请并自行扩大楚军编制：派员回湖南招募新兵，同时就地选拔浙省勇壮，以楚军营制编练。他强调“兵在精不在多”，严把招募关，尤其注重吸收那些熟悉浙东地形的当地人。

· 惩治贪庸：雷厉风行地查处了几名在战乱中仍贪墨军饷、欺压百姓的旧官吏，斩首示众，以儆效尤。一时间，官场凛然。

· 启用实干之人：不分籍贯，只要通晓实务、敢作敢为，他便大胆任用。如提拔蒋益澧总管营务、粮台，起用本地士绅办理团练和善后。

第二把火，是解决迫在眉睫的“肚子”问题。 左宗棠深知，无粮则军心民心动摇，一切皆是空谈。

· 硬手段搞粮食： 他采取近乎军事化的手段征集粮秣。一方面，奏请朝廷协调，从江西、安徽等未完全失陷的邻省调拨部分粮米；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手段，是清理被豪强、旧吏侵占或隐匿的官仓、义仓存粮，并向尚未被战火波及的浙南、浙西地区“劝捐”（实为强制摊派）军粮。手段强硬，难免招怨，但他顾不了许多：“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骂名我来担，粮食必须到！”

· 软手段促生产： 他下令，楚军在驻扎和行军时，必须尽力保护春耕春种，不得践踏禾苗。发布《劝垦告示》，招抚流亡百姓回乡，承诺借贷种子、农具，并暂缓征收田赋。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欲弭贼氛，必先抚民；欲抚民，必先令其有食。”

第三把火，是梳理财政，开辟饷源。 漕运瘫痪，他就重点整顿还能运作的“厘金”。在重要的水陆关卡设立厘局，征收货物通过税。他亲自制定章程，严防经办人员中饱私囊，要求账目清晰，旬日报送。尽管厘金加重了商民负担，但在当时，这是最快速有效的筹饷办法。同时，他极力恢复浙江的盐务，因为盐税是传统大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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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则在紧张的准备中有条不紊地展开。 左宗棠的战略很明确：先求稳固，再图进取；先清西路，保障后路与粮道；再攻东路，与自上海西进的洋枪队（常胜军）及淮军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