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愣了一下，往四周看了看。

压低声音说：“我上个月也找过HR，得到的说法跟你一样，说融资期间不兑现。Rose更惨，她的期权协议里还加了‘项目未达标可调整’的条款，亚运项目要是出一点岔子，她那点期权可能都要缩水。”

“不止我们，”

刚从市场部回来的小李凑过来，语气里带着点愤懑.

“产品组的老陈，去年帮公司拿下三个预装合作，按承诺该兑现的期权，现在也被压着，说是‘等融资落地再议’。”

我看着同事们脸上的无奈，心里的怀疑彻底生根。

这不是个别情况，是公司在统一拖延期权兑现。

去年战略会上何鹏飞的慷慨承诺，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按时兑现。

所谓的“融资”“上市”，不过是搪塞的借口。

下班路上，我绕到律所，找了之前处理内核泄密案时认识的张律师。

他接过我的期权协议，翻了半天，眉头越皱越紧。

“你这协议问题很大，‘公司上市前离职不兑现’‘业绩未达标可调整’这些条款，都是典型的‘霸王条款’，没有明确的兑现期限和业绩判定标准，公司想怎么解释都可以。”

“那维权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攥紧了拳头。

曼丽的冷冻费账单就在手机里，下个月又要缴一笔。

要是期权兑现不了，就得动用之前攒下的积蓄，风险一下子就高了。

张律师放下协议，给我倒了杯水。

“维权能赢，但周期长，而且你还在公司任职，容易激化矛盾。首先得收集证据——去年战略会的录音、何鹏飞的承诺邮件、HR的沟通记录，证明公司曾明确过‘首批兑现’的时间；其次要联合其他核心成员，集体维权比个人更有说服力。”

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过要是撕破脸，你在UE的处境会很尴尬，毕竟你是首席架构师，手里还攥着亚运项目的核心技术。”

走出律所时，天已经黑了。

广州的夜景亮得晃眼，可我心里却一片沉。

一边是跟着打拼多年的公司，是并肩作战的团队，是还没完成的亚运项目；

另一边是曼丽的医疗保障，是安安的新家，是自己和团队应得的权益。

两边都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

回到家，安安正趴在茶几上画亚运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