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瑷知道这人私底下是什么样——他会因为她说了一句“想吃鸡蛋仔”，在大雨里跑过三条街去买，回到她面前的时候浑身湿透，手里举着那个纸袋，鸡蛋仔还是热的。

而现在，警察总部在金钟，王瑷巡逻的范围在旺角和油麻地。

一个在港岛北岸靠东，一个在九龙半岛中心，隔着海底隧道，开车不堵也要二十分钟，更别说上下班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

何文展站在休息室里，周围是储物柜、防弹衣、橡胶棍和那台永远煮不出好咖啡的贩卖机，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从明天开始，他不能在早上的茶水间“恰好”碰见她，不能在午休的时候“顺路”经过她巡逻的街口，不能在收工的时候“凑巧”把车停在她执勤点的楼下。

这些“恰好”和“顺路”和“凑巧”，都是他花了一年时间精心计算出来的。

她大概也知道，但从来没戳穿过。

权哥是第一个看出他在想什么的人。

老警察把烟重新叼回嘴里，拍了拍何文展的手臂，声音不大，只有两个人听得见：“跟小瑷说了没有？”

“还没。”何文展说。

“那就今晚说。”权哥说，“别拖。”

何文展点了点头。

他看了看手表，五点二十三分。

王瑷那队还有半个多小时收工，他得赶在她下班之前到旺角去。

他拿起桌上的车钥匙，跟阿诚他们说了一声“走了”，头也没回地出了休息室。

身后传来阿诚和权哥的对话，阿诚在抱怨“展哥就这样走了连顿饭都不请”，权哥骂了他一句“闭嘴吧你”。

何文展走进电梯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调令又看了一遍。

白纸黑字，盖着红章，清清楚楚写着他的新职务和新岗位。他把调令重新折好，塞回口袋，按了一楼的按钮。

电梯往下走的时候，他想，等会儿见到小瑷，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想了半天，他发现最难开口的不是“我调走了”，而是——

“以后不能每天和你一起上下班了。”

这句话在舌尖上滚了几遍，终究没在心里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