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联合几家进行围标，哄抬价格；或是贿赂负责招标的小吏，提前获取标底或打压有竞争力的小工队。

陈记工队在后续的一次竞标中，就因“资质尚浅，恐难当大任”这种模糊的理由被排除在外，最终中标的是一家报价高出两成、却与某位工部郎中有姻亲关系的大工行。

这些手段更为隐蔽，也更为阴险。它们不再直接对抗新法，而是试图在新法的框架内，通过扭曲规则、利用漏洞，将新法异化为新的利益输送工具，或者至少，将新兴的挑战者扼杀在摇篮里。

“他们学得倒快。”叶明听着叶风和鲁衡的汇报，冷笑一声，“知道硬抗不行，便开始钻空子，玩规则了。”

叶风皱眉道：“漕运那边，抬高成本尚可核查，但那些‘民变’之忧，虽是夸大其词，却也不得不防。工部这边的围标、串通，取证困难，处理起来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叶明沉吟片刻，道：“他们有张良计，我们便有过墙梯。漕运成本核算，让王账房带人，联合户部、工部精通河道工程的官员，组成联合核算小组，亲自沿着新路线走一趟，实地测量，将每一项成本都钉死！”

“至于‘民变’之忧，可让地方官府出面，组织闲置漕丁进行新码头建设、河道疏浚等以工代赈的项目，既能安抚人心，也能加快新线路配套设施的建设，堵住他们的嘴。”

“工部那边，”叶明看向鲁衡，“既然他们讲‘资质’，那我们就立‘标准’。你立刻牵头，拟定一份详细的《工造承包商资质评定细则》，不仅要看规模、历史，更要看重技术实力、过往业绩、工匠水平、诚信记录。”

“将资质分级，不同级别的工程，对应不同级别的承包商。同时，建立公开透明的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像陈记这样的小工队，对招标不公进行申诉，一旦查实，严惩不贷！”

他要做的，不仅是推行新法，更是要建立一套与之配套的、尽可能公平公正的运行和监督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减少人为操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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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叶明忙于应对这些新形式的反扑时，家中却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叶瑾对算学的热情与日俱增，那几本启蒙手稿早已满足不了她。她开始缠着叶明，想要看更深的书，甚至对叶明偶尔提及的“格物”原理也产生了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