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雄从笔记本上抬起头,点了点头:“行,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刘子光则挤挤眼,笑嘻嘻地说:“是不是去看宁同志啊?替我们问个好!”
刘正茂笑了笑,没接话,拿起放在桌上的帆布挎包,走了出去。
这个年代,所谓的高档礼物,选择其实颇为有限。不外乎是沪市本地生产的各色特色糕点。刘正茂熟门熟路地找到一家规模较大的国营南货食品店。店里柜台一字排开,玻璃柜台里陈列着各色用油纸或简陋纸盒包装的点心,空气里混合着糖、油、面粉烘烤后的甜香气。得益于沪市作为工业中心和物资集散地的便利,只要手头有相应的食品券和足够的钞票,在这里几乎能买到所有沪上知名的糕点。
刘正茂仔细挑选了几样:老城隍庙的松花团子,金黄软糯;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酥脆香甜;老字号的崇明糕,寓意吉祥;还有西区老大房的白脱卷筒角,奶油味浓。这几样都是沪上响当当的名点,用作上门礼,既体面又实在。虽然知道宁思浔的母亲并无烟酒嗜好,但按照时下的惯例和礼数,他还是配上了一对包装精美的瓶装好酒和一条红双喜香烟。烟酒在这年头,是硬通货,也是社交场合格外提气的物件。
以前,刘正茂因为生意往来,找宁思浔时也曾来过她家几次,但都是匆匆来去,谈完事便走。像今天这样,提着正式礼物,专程登门拜访,确是第一回。
由于事先并未打招呼,宁思浔并不知道刘正茂会来。她此刻还在郊区租用的仓库那边,清点近日的货物,与陈顺对账,尚未回家。
宁家如今住的房子,是祖上留下的老宅一部分。解放前,宁家开着工厂,生意做得颇大,这处宅子原本颇为宽敞气派。后来,因众所周知的时代变故,宁思浔的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主要是正房一脉和得宠的子女)南下去了香港,只留下了她父亲这一支——她父亲实际上是宁老爷子一位不受宠的妾室所生,被留下来看守这处老宅产业。而宁思浔的母亲,又是她父亲后来娶的妾室。正室夫人随同婆婆一起离开了,只留下宁思浔的母亲陪伴着这位庶出的丈夫,守着这日益衰败的家。
她父亲留下来,经历了后来一系列的风雨变迁。这位庶出子默默承担了原本应由嫡子承受的许多东西。1957年,宁思浔出生。1958年,公私合营,家族企业名义上的管理权也彻底交出。1962年,她五岁时父亲郁郁病故。待到那场席卷一切的运动到来时,因她家成分不好,家里的大房子被强制分割,安排进了许多住户,只将东头三间比较陈旧的正房留给了她们母女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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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当时进驻的工宣队领导手下还算留情,留下的这三间房,都还朝南,能够晒到太阳,算是窘迫境遇中一点微小的安慰。
宁思浔的母亲本就是妾室出身,在那个大家庭里地位本就低下,性格也偏于柔顺内向。解放后,又接连遭受家庭变故和成分问题的冲击,她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小,平日里除了必要的采买,几乎不太与邻居来往,总是沉默地待在家里,做些缝补浆洗的活计,将自己隐没在时代的尘埃与家庭的阴影里。
刘正茂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走进那条熟悉的、略显杂乱的弄堂,来到宁家那扇油漆剥落、显得有几分寒酸的黑漆木门前。门虚掩着,他轻轻敲了敲,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屋内光线有些昏暗,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宁母正坐在靠窗的一把旧竹椅上,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天光,低头缝补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逆着光,一时没看清来人,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提着东西进来。她心里一紧,慌忙放下手中的针线,站起身,用带着浓重沪市口音、怯生生的语气问道:“同志,侬寻啥人?”
“伯母,是我,刘正茂啊。来沪市出差,特地来看看您。”刘正茂将手里沉甸甸的礼物放在屋内唯一那张擦得发亮、却也露出木纹的八仙桌上,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回答道。
“刘正茂?”宁母低声嘟囔了一句,浑浊的眼睛眨了眨,随即反应过来——这是女儿嘴里时常念叨、心里惦记着的那个“刘同志”。从江南省来的,有本事,对思浔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