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大队部，午后的燥热被厚厚的土墙挡在外面，房间里相对阴凉。郭明雄、刘正茂、刘昌明三人没有立刻散去，而是聚在郭明雄那间简朴的支书办公室里，就着大茶缸里的凉茶，继续商量着。

刘正茂放下茶缸，对郭明雄和刘昌明提起一件事：“郭支书，昌明哥，有件事，我觉得需要跟你们商量一下，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你说。”郭明雄示意他继续。

“是这么回事，”刘正茂斟酌着词句，“上次去北京之前，咱们不是特意准备了几样礼品，想献给老人家，表达咱们樟木大队社员的一点心意吗？当时为了保证品质上乘，外观整齐划一，特意让厂里多生产了一些，然后从里面精挑细选，挑出品相最好、包装最完美的那一批作为献礼。”

郭明雄和刘昌明都点点头，这事他们清楚。当时为了这份“心意”，可没少费心思，从原料挑选到生产监督，再到最后包装，都按最高标准来。

“现在，老人家那里已经献上去了。但大队厂区仓库里，还剩下一些当时多生产出来的‘特产品’。”刘正茂看着两人，缓缓说道，“主要是咱们特制的‘献礼酒’，还有那种精工木盒包装的挂面、红薯粉。数量不多，酒大概还剩不到两百瓶，面、粉各有几百斤。我的想法是，这些东西，与其一直放在仓库里落灰，不如拿出来，用在‘刀刃’上。”

他进一步解释：“咱们大队现在局面是打开了，但以后要发展，要落实这么多大项目，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省、市、县各级机关，相关的职能部门，还有对我们有过帮助、未来可能还需要倚仗的关键人物，这关系都需要维护。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由大队支部授权，让我把这批剩下的‘献礼特产品’接管过来，用于必要的‘人情往来’和‘关系维护’？东西虽然不算特别贵重，但意义特殊，是咱们樟木大队的心意，也是‘见过大世面’的象征，送出去，既能表达感谢，也能加深联系，为咱们以后办事行个方便。”

刘正茂说得很直白，但也在理。在那个年代，集体之间、上下级之间，适度的“土特产”往来，是常见的交际方式，只要不涉及个人贪腐，通常被视为一种“礼节”和“沟通润滑剂”。

郭明雄和刘昌明听了，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认可。他们知道刘正茂办事有分寸，而且他每次出去为大队争取利益，几乎都是“空手套白狼”或者“以小博大”，带回来的都是令人惊喜的收获。让他用这些本来可能闲置的“剩余物资”去维护关系，为大队未来铺路，是划算的。总不能老是让人家帮忙，却一点表示都没有，那样关系也难长久。

“我看行。”郭明雄先表了态，“正茂考虑得周到。这些东西放着也是放着，能派上用场最好。咱们樟木大队要往前冲，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该有的走动、该维持的关系，不能少。这事，我同意。”

刘昌明也点头：“我也同意。正茂做事有谱，让他去处理，我们放心。不过，东西虽然不算多，但毕竟意义特殊，使用上还是要有个大概的章程，别太随意了。”

“这个自然。”刘正茂应道，“我会记好账，用在明处，也会向支部汇报主要的赠送对象和缘由。”

得到了郭明雄和刘昌明的首肯，刘正茂便名正言顺地接管了仓库里剩余的那批“献礼特产品”——180瓶特制“献礼酒”，几百斤用精美木盒（盒上刻有“谨献给伟大的……”字样）包装的挂面和红薯粉。

东西到手，刘正茂的第一步，是“内部消化”，凝聚人心。他提出，大队的干部们为了新农村建设，付出了很多辛苦，尤其是在前期条件艰苦的时候。如今大队有了好的开端，也应该让这些骨干分享一点“荣耀”。在他的主张下，大队内生产队长以上级别的干部，每人发了一盒特制挂面（或红薯粉）和一瓶“献礼酒”。

当这些包装精美、意义特殊的礼物发到各位队长、副支书、妇女主任、会计等人手中时，大家都喜出望外。这不仅仅是一点吃的喝的，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是“身份”的体现——他们是为樟木大队立下功劳、得到组织认可的骨干。尤其是那木盒上刻的字和酒瓶上特殊的标识，让这些普通的农产品瞬间有了不寻常的“光环”。领到礼物的干部家庭，几乎都小心翼翼地将空木盒和酒瓶珍藏起来，有的甚至说要当成“传家宝”，这是他们参与并见证了樟木大队辉煌起点的宝贵纪念。这一举动，极大地增强了大队核心干部队伍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凝聚力。

发完内部福利，刘正茂也没“亏待”自己。他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自从来到樟木大队，特别是最近半年，为了给大队跑项目、争资金、拉关系，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次又为大队搞回来一百二十万巨资和“试点”地位，怎么也得“奖励”自己一下。于是，他“理直气壮”地从剩余物资中，划出了二十瓶“献礼酒”，搬回了自己那栋新房，藏进了屋后那个当初挖的、如今已废弃不用的防空洞里。他知道这东西未来的潜在价值，现在屯着，绝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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