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们之所以急于贬低“中国文化的价值”，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诋毁，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帮助西方文明争夺“文明制高点”，从而否定中华文明在过去数千年中对人类发展所起到的引领作用。

这种现象在哲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一些人坚称哲学只诞生于西方，而对中国哲学予以全盘否定。然而，事实却是，西方所谓的那些哲学家们，往往是通过虚构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们实际上是将中国人的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过去，然后再安上一个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以此来标榜所谓的“西方哲学”。

更有甚者，一些公知还大肆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工商业时代是一种阻碍。这种观点完全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严重误解和偏见。以孔子、王阳明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他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深刻地探讨了人性、道德、社会等诸多哲学问题。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哲学领域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对于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中庸之道”则倡导在处理问题时要把握好度，避免走极端，这对于缓解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确实曾经落后于西方。然而，这并非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缺陷，而是由于当时我们内部出现了一些卖国贼和叛国者，他们与外敌相互勾结，对中华文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事实上，中国古代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在数学领域，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们发明了许多重要的算法和定理，如勾股定理、圆周率的计算等；在天文学方面，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们对天体运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制定了精确的历法；在医学领域，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为人类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丰富的创新精神和实践智慧。这些元素为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动力。例如，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强调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这种精神在现代制造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的商业智慧注重诚信经营、互利共赢，这对于现代商业活动同样具有启示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西方在科学发现和发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中国文化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公知们将西方伪史论者贬低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种说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西方伪史论者并非仅仅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提出他们的观点，而是基于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他们通过对各种文献、考古发现等进行综合考量，发现了一些西方历史叙述中的疑点和矛盾之处，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同样地，公知将广大民众污蔑为“乌合之众”也是不公正的。民众并非没有判断力，他们对于知识和观点的接受是基于自身的思考和分析。许多民众支持西方伪史论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只说“国人喜欢听的话”，而是因为这些观点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并且与他们所了解的其他知识相互印证。

事实上，西方伪史论者中的许多人都具备专业知识和深入研究的能力。他们通过对历史、考古、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揭示了一些被忽视或被掩盖的事实。这些人并非是为了迎合某种特定的民族情绪，而是基于学术的严谨性和客观性。

民众对于这些人的支持，也反映了他们对于知识和真相的追求。他们从这些观点中获得了启发和知识，这进一步证明了民众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同时，民众对于一些错误观点的批判，也是在积极维护社会的正确价值导向，而不是盲目跟风。

中华传统文化中，将外国人称为蛮、夷、番、胡等词汇，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贬义色彩。比如番茄、番薯、胡萝卜这些名称，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但从这些名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对于外来事物的一种认知和态度。

然而，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该排外，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排外并不等同于“过度排外”。所谓的“过度排外”是一种极端的、不理性的态度，它可能会引发种族歧视、文化冲突等问题，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而适度的排外，实际上是对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一种必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