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熙十三年（250 年），杜琼临终前，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对谯周说："吾观天象，蜀祚恐不久矣。然儒者之责，在传经，不在预言。" 他不知道，自己的沉默，反而让谯周在蜀汉灭亡时，找到了劝降的 "天命依据"—— 这或许是他最无奈的预言。

建安十九年（214 年），许慈与胡潜从交州入蜀，一个精研郑氏学，一个熟稔汉家旧典，本应是蜀汉学术的双星，却成了朝堂上的 "斗鸡"。许慈讲《周易》，必穿郑玄同款深衣；胡潜讲《周礼》，则痛斥郑氏注 "误人子弟"。两人的藏书从不互通，有次许慈向胡潜借《三礼图》，胡潜竟让人传话："吾书非仁笃（许慈字）可读。"

刘备定蜀后，命二人典掌旧文，本想振兴学术，却不想引发更大纷争。每次朝会讨论礼制，两人必拍案争吵，许慈骂胡潜 "不通古义"，胡潜讽许慈 "泥古不化"，甚至动起手来，扯碎对方的儒冠。刘备无奈，在宴会上让倡优模仿二人斗殴，酒酣之际，只见 "许慈" 与 "胡潜" 先是文斗，继而武斗，举着木简互殴，满座哄笑，二人却面红耳赤，从此稍有收敛。

许慈后来升至大长秋，胡潜先卒，两人至死未和解。但在蜀中学子眼中，这场互撕反而是学术繁荣的象征。许慈的弟子习郑氏学，胡潜的弟子传汉家旧典，形成 "北学" 与 "南学" 的分野。直到蜀汉灭亡，弟子们整理二人遗着，才发现他们在驳斥对方的注疏中，竟暗藏对典籍的共同敬畏 —— 或许，真正的学术，从来都是在碰撞中传承。

河南洛阳的孟光，是汉太尉孟郁之后，献帝迁都时逃入蜀，刘焉父子待以上宾。他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公羊春秋》，却有个毛病：见不得官场歪风，必直言痛斥。延熙九年（246 年）秋，大赦令下，孟光当众责问费祎："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需数施非常之恩，惠奸宄之恶？" 费祎尴尬谢罪，从此躲着他走。

孟光的直言，连后主都怕。他任大司农时，见宫中增造声乐，上疏道："昔世祖节俭，故能成帝业；今先帝之志未竟，岂尽乐之时？" 后主虽不悦，却因他是耆宿，只能忍气吞声。有人劝他 "明哲保身"，他拍案道："吾读《春秋》，学的就是 ' 董狐直笔 '，若畏权贵，何异于腐儒？"

秘书郎郤正常向孟光请教太子学业，孟光却问："吾欲知太子权略智调何如，非问读书多少。" 郤正答："太子仁恕，有世子之风。" 孟光摇头："仁恕乃家户所有，储君当务权略！" 他的话惊醒郤正，后来郤正辅佐后主，常以 "权略应时而发" 劝谏，正是受孟光启发。

景耀元年（258 年），孟光卒于家，享年九十余岁。临终前，他望着案头的《公羊传》，对弟子说："吾一生直言，虽遭嫌忌，然无愧于经。" 他的墓碑上，后人刻下 "汉臣孟光" 四字，无一字谀辞 —— 这，正是他追求的 "董狐之笔"。

义阳来敏，是东汉名将来歙之后，随姊入蜀，随身携带的木箱里，装满了《左氏春秋》《仓颉篇》。他善正文字，见官府文书有错别字，必亲自修改，连诸葛亮的公文也不放过。有次发现 "籴米" 写成 "粜米"，竟直接跑到丞相府，指着竹简说："此字颠倒，误事匪浅！" 诸葛亮苦笑道："敬达（来敏字）校正，吾当拜谢。"

来敏的博学，让他成了蜀汉的 "活字典"。后主读《左传》有疑，必召他讲解；军中讨论古礼，必请他决断。但他有个致命缺点："语言不节，举动违常"，多次因口无遮拦被贬官，却屡贬屡起 —— 蜀汉实在离不开这位 "移动典籍库"。

景耀年间，来敏任执慎将军，有人笑他 "书生挂剑"，他却正色道："执慎者，非执剑，执典籍之道也。" 他晚年双目失明，仍让弟子诵读典籍，听到错漏处，立刻纠正。九十七岁卒时，家中除了万卷藏书，唯有一匣校正过的竹简，每片都注满蝇头小字 —— 这是他用一生践行的 "好是正文字"。

延熙二十年（257 年），谯周在巴西学宫写下《仇国论》，以 "因馀之国"（蜀汉）与 "肇建之国"（曹魏）喻强弱之势，提出 "处小者必修德，处大者戒慢傲"。他反对穷兵黩武，认为蜀汉应效仿周文王养民，而非学汉高祖急攻。这篇文章，让主战派姜维大怒，却让百姓记住了 "射幸数跌，不如审发" 的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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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耀六年（263 年），邓艾入阴平，后主召集群臣问计，有人主张奔吴，有人主张入南，唯有谯周力排众议："自古无寄他国为天子者，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降魏犹得爵土，奔南必遭反叛。" 他引《周易》"亢龙有悔"，劝后主认清天命，甚至承诺 "若魏不裂土封陛下，周请身诣京都争之"。这番话，让后主最终投降，避免了成都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