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托洛茨基......"他低声咒骂，但声音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现在一个比起鼓舞工人阶级推翻暴政更加困难的事放在了列宁的面前——未来在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以后，该如何化解国内的民族矛盾？

列宁将那份皱巴巴的报纸死死攥在拳心，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化解？不，民族矛盾是无法化解的。它不是一道算术题，可以用理论和公式去求解。它是一种情感，一种根植于血脉和历史的集体癔症。只要一个群体还认为自己是“我们”，并因此将另一个群体视为“他们”，这种病毒就会永远潜伏在无产阶级的躯体里。

这个问题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忽然想起了高加索，想起了斯大林，那个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也曾就民族问题写过文章，但他那些生硬的、将民族定义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条条框框，在此刻看来是多么苍白无力。

那不过是在给一个幽灵画素描，却妄图抓住它的实体。

“殖民地的共产主义，”列宁不断在脑中思索着，按照共产国际的思维——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首先爆发在欧洲。但托洛茨基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温和的爆发在远东的殖民地上，也可以通过宣传不经过暴力手段便将社会转化为无产阶级社会。

但这样的革命势必会保留大量的民族主义色彩，现在的托洛茨基就是在试图驯化这样的民族色彩，试图将民族主义纳入到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中。

但民族主义不是狮子，它不是一种可以被圈养、被投喂、被安抚的野兽。它是瘟疫。是霍乱。你不能驯化一场瘟疫，你只能烧毁它所污染的村庄，用石灰和烈火将病菌彻底埋葬。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身份认同。任何胆敢与之争夺信徒的偶像，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传统，都必须被砸得粉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外科手术，为了拯救整个躯体，切除癌变的器官时绝不能有丝毫犹豫。

想到这里，斯大林那张布满痘痕、神情阴郁的脸再次浮现在列宁的脑海中。

是的，斯大林的理论文章是那么的笨拙，像个小学生在模仿大师的笔触。但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理论的优美一文不值。

列宁虽然情感上认为托洛茨基已经投降了敌人，但是他在理智上却又不得不思考托洛茨基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根据托洛茨基所说：明帝国愿意将整个瀛洲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换取托洛茨基的支持。但列宁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在这背后藏着的是无产阶级根本支付不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