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夸：“九龙寨城竟造出‘西洋式人力车’，可见我华人智慧不输洋人！”

陈启沅和刘辉趁热打铁，在学堂里开了“机械课”：

阿强教徒弟们焊枪用法：“火候要匀，像煮糖水——急不得！”

陈阿福教木工看图纸：“这线是榫卯位置，错半分，车架就晃！”

阿珍教橡胶工硫化技巧：“温度要够，像烤饼——欠了软，过了焦！”

陈启沅站在车旁，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挑着菜筐的农妇，有扛着工具的铁匠，有抱着娃的纺织女工。他摸了摸车把上的铜铃（王月生送的“小礼物”），铃声清脆，混着远处传来的“叮叮”车铃声，像首待填词的歌。

“飞燕”人力车甫一推出，便如同投入滚油的水滴，在香港狭窄的街道上炸开了锅。轻便、结实、那标志性的靛蓝油布车棚在阳光下泛着沉稳的光泽，迅速俘获了车夫和乘客的心。订单雪片般飞入九龙寨城，原本只是小打小闹的工坊，瞬间成了整个寨子的心脏，昼夜不停地搏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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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成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以工分形式体现）和凝聚力，却也激起了层层意想不到的涟漪。最初的狂喜过后，一种微妙的、带着焦躁的骚动开始在城寨的砖石缝隙间滋生、蔓延。

人力车投产的第三个月，九龙寨城的石板路突然热闹得有些“烫脚”。入夏的蝉鸣里，寨子里的“闲话”像发酵的面团，越胀越大。

最先爆发的不满，来自于生活环境。最先捅破窗户纸的是住在寨心的赵伯。他拄着拐杖站在祠堂台阶上，对着围过来的人直拍大腿：“咱当年挤破头进寨子，图的是个‘抱团取暖’！可如今呢？”他指了指被木屑填满的排水沟，“木匠铺的边角料堆成山，一下雨就堵；铁匠铺的煤渣子飘得到处都是，我家阿婆的菜畦全枯了！”人群里有人附和：“可不是？上个月我家小子踩了木刺，到医院（寨里的简易医馆）缝了三针——医药费扣了我五工分！”

染坊的大缸日夜蒸腾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即使紧闭门窗，那股子酸腐混着靛蓝的独特气息也顽固地钻进家家户户，附着在晾晒的衣服上、渗入米缸里。铁匠铺的打铁声从清晨响彻到深夜，“叮叮当当”的节奏成了永不停歇的背景音，震得紧邻的住户碗柜都在嗡嗡作响。木工坊的锯末粉尘更是无孔不入，在狭窄的巷道里打着旋儿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