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历史上，正是这位张翼，先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躲入英租界，被英军轻易捕获，成了谈判的筹码；后又昏聩无能（或曰有意纵容），越权签署文件，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资产、地契、铁路、轮船、码头，以“零现金”的方式拱手让予英商成立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方旧股仅折合三十七万五千英镑的股票，造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桩利权丧失案。

1903年，袁世凯曾两次上奏弹劾他“任意欺罔”、“私提税厘银十万两”，清廷最终将其革职，并勒令限期收回矿权，但木已成舟，终是无果。虽被革职，他仍凭借与那桐、荣禄等权贵的关系上下奔走，试图以“中外合办”的名义挽回些许颜面，然而矿权早已实质性落入英方之手。他晚年寓居天津，于1924年去世。严复曾代他起草奏章，称其签约是“万不得已”，但也承认“前事非一二言所能尽”。郑观应早就评价过他“恃有护符，营私舞弊”，而《字林西报》则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由一个“穷旗人一跃而为天津最富”。

总之，在王月生眼中，张翼此人，“工于心计而缺乏远略”，长于官场钻营与人脉经营，却极度缺乏现代企业治理的才能与为国守业的担当。他以王府亲信的身份空降执掌开平，却用管理衙门的那套腐败手段来经营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其个人的贪渎与整个“官督商办”体制的脆弱性相结合，共同导致了开平矿权的易手，使他成为了晚清企业失败与外资掠夺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然而，现实往往充满无奈的妥协。尽管王月生对张翼其人鄙夷至极，但为了不让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开平矿务局如此窝囊、如此廉价地被外人非法侵占，他不得不捏着鼻子，启动应急方案。他动用了本杰明留给他的、潜伏在联军华北驻军中的暗子，花费重金，精心策划，收买了英国领事馆内的看守，配合传递信息。

传递给张翼的信息，核心在于许以利害，给予承诺。明确告诉他，英国人所谓的“保护”实为欺诈，一旦签字，他将成为千古罪人，不仅自身难保，家族亦将蒙羞。同时，王月生向他承诺，只要他严格按照指令行事，在签字问题上坚决顶住，或按照指示在文件细节上做文章（例如坚持中文本的措辞，制造日后解释的空间），不仅能确保他本人在软禁期间的安全无虞，王月生一方更有能力在事后，通过掌握的舆论渠道，将其塑造成一个在强敌环伺、身陷囹圄之际，依然心系国家利权、孤忠义胆、忍辱负重的英雄人物。至于事成之后丰厚的金钱酬劳，以及他家眷的绝对安全和未来安排，更是计划中早已考虑周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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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手下呈上的报告，确认已经收到了张翼从英国领事馆内秘密传递出来的、亲笔书写的“求救及情况简述信”，并且这些亲笔信将通过天津租界英国人所控制的邮局系统，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往海外几家早已打好招呼的权威公证处和律师事务所。那邮局清晰的时间戳，将成为这封信件真实性和时间点的铁证。只不过，海外的公证处和律师事务所需要等待王月生这边的最终指令，才会拆封并选择适当时机公布此事——那时，张翼想必早已脱离了英国人的直接控制。

“妈的，”王月生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揉了揉眉心，脸上写满了疲惫与嫌恶，“想当年我在伦敦，从清廷使馆里营救中山先生，虽说冒险，却也痛快淋漓，是为一腔公义。今天，居然要耗费如此大的心力、动用如此宝贵的关系网，去救你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场蠹虫！”

他长长地叹息一声，那叹息中充满了超越这个时代的无力感。

“更讽刺的是，还要亲手将你包装成一个‘孤胆英雄’……真不知道，就算这次暂时保住了矿权，将来把你这样的人物继续放在开平矿务局的位置上，你还会捅出什么更大的篓子，祸害掉多少国家根基……”

“唉，”他望着窗外1901年初春灰蒙蒙的天空，最终只能化作一声更深的无奈，“或许，这就是身处这个腐朽溃烂时代，不得不品尝的无奈与必须做出的妥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