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哥！” 刘佩云突然抬手，果断地制止了他继续说下去。她的眼眶再次红了，但这一次，泪水后面燃烧的是一种近乎决绝的明亮光芒。“校长，”她换了一个更郑重的称呼，声音微微发颤，却异常坚定，“您忘了当年吗？是您把我们那群无家可归、懵懂无知的孩子收留下来，给我们饭吃，教我们识字，送我们上学，最后……还把我送到了这欧洲的科学心脏来深造。”

她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翻涌的情绪压下去：“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刘佩云远渡重洋，埋首实验室，不是为了我自己个人的功成名就！我是想像其他同学一样，用自己学到的一点本事，帮您去实现那个……您虽然从未大肆宣扬，但我们这些受您恩惠、跟随您多年的学生，都隐隐约约能感受到的、那个更伟大的目标！没有您当年的收留与培养，没有您持续不断的财物支持，没有您提供的那些……珍贵而又仿佛能预见未来的神秘资料指引，我刘佩云，最多也只是一个比较努力、比较刻苦的中国女学生罢了。那些实验操作，那些菌株传代，很多人，真的可以比我做得更好、更快……”

“佩云，” 王月生同样抬手，温和而坚定地打断了她自我贬低的话，“或许在纯技术操作上，有人能比你更熟练。但你所拥有的，心系故土、胸怀同胞的那份赤子之心，这份超越个人名利的情怀与格局，才是我作为你的生哥，作为你的校长，最为你感到骄傲和开心的事情。”

他的目光充满信任与托付，仿佛将千钧重担轻轻放在了她的肩上，却又给予了她全部的支持。“好了，”他语气转为沉稳果断，“既然我们心意相通，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来运作。你只需继续做好你的研究，其余的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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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后，巴黎。

一则消息从巴斯德研究所传出，引起了学界小小的波澜。研究所宣布，接受来自英国德文郡公爵家族与美国摩根家族的联合委托与资助，成立一个专门的结核病疫苗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将由从里尔分所调回巴黎总部的阿尔贝·卡尔梅特与柯米业·介兰两位资深科学家担任联合导师，共同指导来自马赛医学院的中国研究生刘佩云（Parienne Liu） 女士，接手并共同推进由刘佩云女士开创的牛型结核分枝杆菌减毒培养项目。

与此同时，巴斯德研究所与王月生先生达成一项长期人才合作计划：研究所将增设更多实习与访问学者岗位，专门面向由王月生先生推荐的中国学生与科研人员。作为交换与合作的一部分，王月生先生方面将提供资金并派遣人员，协助亚历山大·耶尔森博士负责的越南芽庄分所进行扩建与设备升级。

就这样，历史的轨迹在此发生了一次微妙的偏转。原本需要耗时十三年、历经二百三十代传代才能成功的减毒结核疫苗，因为前期扎实的基础和后续资源的集中注入，走上了加速研制的快车道。

当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宣告一个古老帝国终结的同时，从巴黎也传出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拯救了全球数千万人生命的减毒活结核疫苗——卡介佩苗（BCGP, Bacillus Calmette-Guérin-Parienne）——正式宣布研制成功。这个名字，在铭记卡尔梅特与介兰卓越贡献的同时，也以“Parienne”这一法文名字，永远镌刻下了那位中国女科学家刘佩云不可磨灭的先锋作用。

尤其是后来在新中国，几乎每个新生儿接种的第一针疫苗，便是这提前问世的卡介佩苗。它比原有历史更早地投入实际应用，挽救了无数幼小的生命。而新中国的微生物学、疫苗学研究及其产业化进程，也因这批提前多年、系统化培养出来的本土骨干力量，得以比原有历史更早地走上正轨，并最终成为新中国科技领域中，首批能够与欧美日同行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超越的行业之一。

一颗种子，在1901年巴黎的那个春日午后，被悄然种下。它关乎牺牲，关乎选择，更关乎一个民族在科技领域自力更生的漫长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