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坐在太师椅上，穿着便服，手里翻着廖观音的供词。他已经五十多岁，两鬓斑白，但眼神锐利如鹰，那是几十年宦海沉浮磨出来的。

廖观音被带进来时，脚镣拖地的声音在寂静的审讯室里格外刺耳。

她走得很慢——铁镣太沉，伤口太疼。但她努力挺直脊背，抬起头，迎上岑春煊的目光。

两人对视了片刻。

岑春煊先开口：“廖九妹？”

“民女在。”她用了最正式的称呼。

“你可知，按《大清律》，谋反是何罪？”

“凌迟，诛九族。”廖观音答得干脆。

“既知如此，为何还要反？”

廖观音沉默了一会儿。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动，明暗交错。

“总督大人，”她忽然换了语气，不再是面对汪海如时的平静，而是一种近乎天真的诚恳，“您出过成都城吗？去过简阳、金堂、华阳那些乡下吗？”

岑春煊皱眉：“本督巡阅州县，自然去过。”

“那您见过佃户交完租子，一家老小啃树皮的样子吗？见过教民仗着洋人势，把同村人逼得跳井的样子吗？见过灾年官府不但不放粮，反而加征‘旱捐’，逼得人卖儿卖女的样子吗？”

她一句接一句，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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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反。是有人不让我们活。”

岑春煊握紧了手里的供词。这些话，他听过太多。从奏折里，从幕僚口中，从暗探的密报里。但第一次，从一个即将被正法的“反贼”嘴里听到，感受完全不同。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满腔热血，想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但官场沉浮三十年，他学会了妥协，学会了权衡，学会了“大局为重”。

“你烧教堂，杀官兵，这便是‘活路’？”他声音冷下来。

“教堂占的是民田，杀的是抗捐的百姓。”廖观音不闪不避，“官兵护着洋人，帮着贪官。我们杀他们，是为民除害。”

“好一个‘为民除害’！”岑春煊拍案而起，但很快又坐回去，揉着眉心。

他确实犹豫过。

廖观音的供词里，没有一点“私心”。她没说过要当皇帝，没说过要敛财，甚至没给自己求过一句饶。她所有的“罪状”，都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这样的“反贼”，杀了，真的能“以儆效尤”吗？

但他没有选择。

列强正盯着四川——法国人要为被烧的教堂讨说法，英国人担心“反洋”风潮蔓延。朝廷那边，慈禧刚刚“回銮”，最怕地方生乱。四川的士绅也联名上书，要求“严惩首恶，以安民心”。

他岑春煊可以同情一个廖观音，但不能拿自己的前程、四川的稳定去冒险。

审讯结束时，已是深夜。

岑春煊最后问：“你……还有什么话说？”

廖观音想了想：“求大人一件事。”

“说。”

“我弟弟廖二娃，才十五岁。他是跟着我，不是主犯。求大人……给他个全尸，葬了。别让野狗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