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山路拐角，手里的搪瓷杯还带着他的体温。槐花落在杯沿上，像撒了层碎雪。

二、褪色的信纸

县高中的生活比林墨砚想象的要苦。宿舍是三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冬天没有暖气，冻得人整夜睡不着；食堂的玉米糊糊总是掺着沙子，咽下去喇得嗓子疼。可每次收到望舒的信，所有的苦都像被春日的阳光晒化的雪，消失得无影无踪。

望舒的字歪歪扭扭的，像刚学步的孩子，可林墨砚总能从那些笨拙的笔画里，读出她没说出口的话。她说，家里的老槐树开花了，比去年开得还旺；她说，王婶的供销社进了新的水果糖，橘子味的，很酸；她说，她娘让她去相亲，是邻村的木匠，她没同意。

林墨砚把每封信都仔细收好，藏在枕头下的铁盒子里。他回信时，总会夹上片县城的枫叶，虽然没有北京的红，却也是他能找到的最像火焰的东西。他告诉她，他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发表了新的文章；告诉她，物理老师总夸他解题思路巧；告诉她，他很想再尝尝她娘做的槐花饼。

日子像老槐树的影子，慢慢拉长。转眼就是三年，林墨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学的是他最爱的中文系。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跑到邮局给望舒发电报，只写了四个字：“等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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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舒收到电报时，正在地里割麦子。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滚烫的土地上，瞬间就蒸发了。她把电报纸揣进怀里，贴着心口的位置，仿佛这样就能离北京近一点。

可北京的风，终究吹远了某些东西。

林墨砚的信越来越少，间隔也越来越长。起初，他说功课忙，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后来，他说要跟着老师做课题，经常熬夜；再后来，信里开始出现一个叫“苏曼”的名字，是他的同班同学，一个从上海来的姑娘，会弹钢琴，会说流利的英语。

望舒把那些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手指抚过“苏曼”两个字，像触到了冰。她开始失眠，夜里抱着那只搪瓷杯，闻着淡淡的槐花香，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温暖。

1991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第一场雪落下时，望舒收到了林墨砚的信。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几行字。照片上，林墨砚站在大学门口，穿着笔挺的西装，身边站着个穿红围巾的姑娘，笑靥如花。

“望舒，”信上的字迹依旧清瘦，却多了几分陌生，“对不起。苏曼对我很好，我们…在一起了。北京很大，也很复杂，我想，我大概不会回去了。那只搪瓷杯，你要是不想要了，就扔了吧。”

望舒把信撕得粉碎，扔进灶膛里。火苗舔舐着纸片，像在吞噬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她没有扔那只搪瓷杯，只是把它藏进了樟木箱的最底层，上面压着她没织完的毛衣。

那年冬天，望舒答应了邻村木匠的婚事。婚礼很简单，没有红地毯，没有婚纱，只有两床新棉被和亲友的几句祝福。木匠话不多，却会在她累的时候默默接过锄头，会在她咳嗽时端来温热的姜汤。

新婚之夜，望舒坐在床沿，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突然想起林墨砚说过的北京枫叶。她想，或许北京的枫叶，真的像火一样红吧。

三、迟到的枫叶

2017年的秋天，望舒跟着儿子去北京旅游。孙子刚上小学，指着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旗，奶声奶气地问：“奶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旗子吗？”

望舒笑着点头，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背也有点驼了，可眼神依旧清亮，像后山的泉水。木匠十年前就走了，脑溢血，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儿子在城里开了家装修公司，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总劝她搬去城里住，她不肯，说离不开村里的老槐树。

“妈，前面有个书展，去看看？”儿子指着不远处的展览馆，“听说有很多老书。”

望舒点点头。她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却总对书本有种莫名的亲近。展览馆里人很多，大多是年轻人，捧着书看得入神。望舒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下，目光被一本泛黄的《牡丹亭》吸引了——和当年林墨砚借她的那本，一模一样。

她伸手去拿，指尖却触到另一双苍老的手。那双手布满皱纹，指关节有些变形，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清瘦。

望舒抬起头，呼吸猛地一滞。

是林墨砚。

他老了，头发花白，戴着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浑浊了许多，却在看到她的瞬间，骤然清亮起来，像被点燃的星火。

“望…望舒？”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带着难以置信的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