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靠近他，而是自己走了过去，手掌贴在302的门上。木板有些发潮，边缘微微翘起，墙皮也剥落了一块。可这扇门背后，是他昨夜在天台上许诺的未来。

“厨房要拆墙。”他站到我身边，“打通之后做开放式，你做饭我在旁边看着。热水器装新的，不用再跑公共水房。洗衣机换个大容量的，你总嫌衣服洗不干净。”

我听着，一句话都说不出。

“还有一张书桌。”他继续说，“靠窗的位置，你写东西的时候有光。墙上留一面白的，挂你高中画的星空图。你说过，那幅画被你妈扔了，但我记得你描过一次，在日记本角落。”

我猛地抬头看他。

他侧过脸，目光温和：“我都看了。你藏在枕头下的本子，有好几页写着‘要是有个家就好了’。还有一页画了户型草图，标着‘厨房朝南，要有窗’。”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那些话，那些梦，我以为没人知道。可他都记着。

“这不是施舍。”他低声说，“是我想要的。”

我终于明白，他不是在重建一个住处，是在把我所有不敢说出口的愿望，一样样捡起来，放进现实里。

我靠在他肩上，闭了会儿眼。

“民政局几点开门？”他突然问。

我睁开眼：“你问这个干什么？”

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两张红封皮的证件，递到我面前。

我愣住。

翻开的一刻，手指有点抖。照片上的我们裹着同一条旧红围巾，背景是清晨空荡的街道。他笑着，眼角有细纹，是我没见过的松弛。我也在笑，不像平时那样拘谨，倒像个真正被幸福撞了一下的人。

“你什么时候去办的？”我声音发紧。

“凌晨四点。”他说，“门口保安认识我，说你是这片送外卖最多的姑娘。他帮我拍的照，说一定要把你笑的样子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