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湾流四型在北京上空穿破云层，将灰蒙蒙的冬日甩在身下，进入了平流层稳定的巡航状态。机舱内，仪表盘上的数字在幽暗中跳动：航向二七三，航速八百二十公里，高度一万一千七百米。机翼下的西伯利亚正被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封锁，而舱内恒温二十二度，只有轻微的引擎轰鸣声填满着这个移动的密闭空间。
“获得”自由的虞大侠一直望着舷窗外。起初还能看见蜿蜒的陆地轮廓，那是蒙古高原的雪线，在黄昏前最后的天光里泛着青灰色。随后，大地彻底隐没于黑暗，只剩下一轮清冷的弦月挂在左舷窗外，将云海的褶皱照出银色的波光。他始终没有解开安全带，脚边的皮箱也没有挪动过，仿佛那里面装着的不只是物件，而是整个无法言说的过去。
孙农在前舱与飞行员低声交谈了几句，又回到客舱，在虞大侠对面坐下。桌板上放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空乘送来晚餐，煎银鳕鱼配芦笋，还有一小碗热汤。虞大侠看了一眼，只喝了两口汤，便将餐盘轻轻推开。
“还有多久？”他问。
“刚过乌拉尔山。”孙农看了看腕表，“十个小时，还早。”
乌拉尔山脉在下方无声地掠过。那是欧亚大陆的分界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地理和心理的界碑。飞机稍稍颠簸了一阵，又恢复平稳。虞大侠终于松开皮箱的提手，将它竖在腿侧，闭上眼睛。但孙农知道他没有睡着——在那种行当里待过的人，永远不可能在陌生的环境中真正入睡。
夜深了。舷窗外彻底漆黑，只有机翼尖端的频闪灯在黑暗中规律地眨着眼睛。飞越东欧平原上空时，遇到了强烈的逆风气流，机身像巨浪中的船一样剧烈摇晃了几分钟。驾驶舱里传来机长的声音：“各位旅客，我们正经过一股急流，请系好安全带。”虞大侠睁开眼睛，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凌晨一点二十分（北京时间），飞机进入了德国领空。舷窗外的黑暗开始被星星点点的灯火撕破，那是莱比锡，然后是德累斯顿，城市的夜光像散落在黑丝绒上的碎钻。虞大侠终于欠起身，透过舷窗向下望去。那些陌生的灯光，陌生的土地，陌生的未来。
飞机开始下降高度。机身穿过云层时轻微震颤，窗外的温度显示从零下五十度迅速回升到零下二度。法兰克福在上空望去，是一片铺展开来的光海，美因河像一条黑色的丝带蜿蜒穿过城市的中心，高速公路上的车灯在夜色中画出流动的金色线条。航灯在下方闪烁，那是莱茵-美因机场繁忙的信号，无数航班正像夜鸟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驾驶舱里，飞行员与法兰克福塔台用英语流畅地沟通着。起落架放下时，机身发出一声沉闷的震动，仪表盘上亮起三盏绿灯。虞大侠终于松开皮箱，整了整中山装的领口，将一丝不苟的头发又抚平了些。
凌晨三点四十七分（北京时间），也就是当地时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四十七分，湾流四型的机轮触及法兰克福机场的跑道。那一声尖锐的摩擦声，像是金属与橡胶合奏的休止符。反向推力启动，引擎轰鸣声骤然升高，机身剧烈减速，安全带将虞大侠紧紧勒在座椅上。窗外的灯光飞速向后掠去，跑道的边灯像一串快速流动的琥珀。
滑行。经过候机楼时，能看见玻璃幕墙内暖黄色的灯光和稀落的旅客身影。法兰克福的冬夜湿冷，舷窗上很快凝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飞机最终停在公务机停机坪的指定位置，引擎的轰鸣声逐渐低落，最后归于沉寂。
舱门开启的瞬间，一股清冽的、混杂着航空煤油和冬日潮湿气息的空气涌入机舱。虞大侠站起身，提起皮箱，在舱门口略作停顿。舷梯下，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黑色奔驰已经等候在那里，一个穿深色大衣的中年男子站在车旁，仰头望向舱门。
法兰克福的夜空飘起了细密的冷雨。虞大侠走下了舷梯，脚步沉稳，没有回头。孙农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车门里，然后转身对机组人员点了点头。
湾流四型静静地停在雨夜里，机翼上的航灯还在闪烁，像是在说：旅程尚未结束，下一站，或许更远。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彻底消失在法兰克福的雨夜里。孙农站在舷梯下，目送那辆黑色奔驰驶出停机坪，尾灯在雨幕中逐渐模糊成两个朦胧的红点。冷雨落在她的肩头，她却没有立刻返回机舱，而是静静站了片刻，像是在整理某种说不清的情绪。
“孙总，车已经备好了。”随行的工作人员撑着伞小跑过来。
她点点头，接过伞，朝候机楼方向走去。公务机楼的通道安静得出奇，只有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的清脆回响。落地窗外，法兰克福的夜色被雨水晕染成一片迷离的光晕，美因河对岸的银行区灯火通明，其中便有德意志银行的双塔高楼。
明天，她要见的是小鲁道夫。
小主，
说起来，双方合作已经将近两年了。这两年里，鲁道夫家族帮了太多的忙，从最初的德国汽车进口，到核磁共振系统，再到大大小小的医疗设备，几乎每一批货都是通过鲁道夫集团的渠道进入中国的。那些德国产的精密仪器，在智恒通的仓库里堆成小山，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的医院和企业，利润源源不断流进邬总掌管的无数国内账户中。
谭笑七常说，鲁道夫家族是他们在欧洲最可靠的伙伴。
但孙农知道，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回到酒店，她换下被雨水打湿的外套，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法兰克福的夜景。美因河在夜色中静静流淌，河上的铁桥灯火通明，一列火车正缓缓驶过。她的思绪却飘回了几个月前的一次饭局，那是老鲁道夫第一次明确提出那个约定。
“您的大儿子，等他五岁，一定要送来德国。我们鲁道夫家族的教育，不会让他失望的。”
当时孙农只能应承，那时小小谭尚在她腹中，后来当她和七哥说起这事，谭笑七的态度再确不过，他的儿子，必须在中国长大，受中国的教育，将来接不接他的班都无所谓。什么德式教育、国际视野，见他的鬼吧。
“我的儿子，我自己会教。”谭笑七曾斩钉截铁地说过这句话，语气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孙农叹了口气，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老鲁道夫亲笔写的邀请函。德文，措辞正式而客气，但字里行间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期待，不仅是期待与她见面，更是期待那个约定会兑现。
她几乎能想象明天见面的场景：小鲁道夫会像他父亲一样，在寒暄过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那个孩子身上。他会问小小谭多大了，会问有没有开始学德语，会问什么时候来德国。而她，只能一次次地含糊其辞，一次次地说“快了”“正在安排”，然后眼睁睁看着对方眼中的期待逐渐冷却。
窗外，雨还在下。孙农将窗帘拉上，隔绝了那片璀璨的夜色。她躺进沙发里，闭上眼睛，脑海里却不断浮现谭笑七的脸，那张在商场上杀伐决断、却对孩子宠溺得毫无原则的脸。
他怎么就不明白呢？有些约定，不是你想反悔就能反悔的。鲁道夫家族帮了他们那么多，图的绝不仅仅是商业回报。他们要的是纽带，是承诺，是将两个家族长久绑定的一种方式。而小小谭，就是那条纽带的结。
可是这话，她该怎么对七哥说？
雨声淅沥，孙农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她看见一个五岁的男孩站在法兰克福机场的到达口，背着小小的书包，茫然地四处张望。她想走过去，却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被一个穿灰色大衣的德国人牵走。
她惊醒过来，发现自己额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窗外，法兰克福的夜雨还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