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卫视中文台是1991年10约21日正式开播的，在其中一个栏目的片头片里，有一个短暂的镜头曾经引起了谭笑七的注意，一个男人驾驶一辆黄色的法拉利在港埠街头疾驰。

嗯，这个男人就是有着“世纪贼王”和“大富豪”美称的张子强，他曾绑架了李家的大公子，然后腰缠炸药亲赴李家，张口便要20个亿港纸，后来李老爷子答应支付10个“太阳”，张子强口中的“太阳”便是一亿，为了数字吉祥，老李被迫支付了10.38个太阳。李大公子在被囚禁一天后获释。后来李二公子和一位叫梁洛施的女子生了三个娃娃，其中一对是双胞胎，但是不肯给她名分。于是2011年，梁洛施主动提出分手。

在谭笑七的认知里，绑架这种极端行为，其背后的驱动力掰开揉碎看，无非就落在两个核心目的。

第一个是直接冲着被绑架者本身。这种情况下，被绑的人本身就是“目标”而非“工具”。绑匪或身后雇主可能与受害者有私人恩怨，意在实施报复、恐吓或身体伤害；或者受害者掌握着某种关键秘密、具有某种特殊身份，绑匪的目的是要“处理”掉这个人本身，以此达到某种政治或社会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赎金并不是首要的，人本身的价值或状态才是焦点。

而第二个目的，也是谭笑七在那些社会新闻和案卷里最常见到的，就是利用被绑架者作为“筹码”，向其背后的亲人勒索钱财。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交易”，绑匪并不关心受害者是谁，只关心他在乎他的人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他们会计算一个家庭的支付能力，精准地拿捏亲人之间的情感软肋，通过制造恐惧和焦虑，将骨肉亲情兑换成冰冷的现金。这种目的下，绑架就成了一种极度残忍的情感勒索，受害者是筹码，其家人的痛苦则是绑匪用来讨价还价的工具。

1976年7月15日，在美国加州发生的乔奇拉校车绑架案，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绑架案，这桩案件不仅仅因为规模，更是因为案犯令人发指的作案手法而闻名世界。

三名罪犯，伍兹和舍恩菲尔德兄弟在加州乔奇拉镇劫持了一辆暑期学校的校车，车上有25名5岁到14岁的学童和司机爱德华.雷。三名劫匪将这26名人质分到两辆厢式货车上，行驶了11个小时后，将26人全部囚禁在一辆预先埋在地下的，如同坟墓的拖车车厢里，然后再车厢上方压了重物并埋上泥土。

劫匪要求的赎金是500万美金。在遥远的1976年，这个数目应该是令人咋舌了。

26名人质在被埋16个小时后，司机雷和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奋勇自救，他们将车厢里的床垫堆叠起来，奋力顶开被两个重达100磅（45公斤）工业电池压住的金属逃生口，再徒手挖开泥土，所有人质成功逃生。

司机雷接受了警方的催眠，回忆起了劫匪的车牌号，为破案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线索。

三名劫匪被捕后得知，这三人均是来自富裕家庭，三人花费了18个月策划这宗“完美绑架案”，他们认为绑架孩子更容易一些，最后三人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罪行严重，截至2022年，三人均被假释，最后获释的伍兹在服刑46年后重获自由，虽然他已年逾古稀，在监狱里度过他最好的时光。可是这起案件给那些受害者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巨大的心理创伤，一些人至今仍然生活在噩梦和焦虑中。

循着瓜达卢佩留下的微弱气息追踪而下的曾经是好学生的谭笑七，想起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于是停下脚步掏出手机给谭家大院总机，嗯，就是那种集成电话，谭家大院申请了四条外线，院子里边的分机可就多了去了。最早廖三民留下的外线直接接入谭笑七的书房。此时谭笑七拨打的是集成，铃声刚一下，二婶就迅速接起来，“二婶，这条线尽量不要占，有事用手机，我怕绑匪会打勒索电话，您记住要是有这种电话，立刻打我手机！”

谭笑七本以为绑匪和早晨的雇佣兵一样，在海边某个地点带着人质出逃，可是瓜达卢佩的气息却是一路向南，谭笑七先是疑惑，后来再次确定气息后他的嘴角浮现初一丝冷笑，“这不像马克的风格，看来绑架者的身后来自墨西哥，这个瓜达卢佩应该不是贫民窟的孩子这么简单。”

一辆灰扑扑的丰田面包车驶出海市，拐上向南的国道。男人开车，女人坐在后排，低头看着蜷缩在前后座夹缝里的小女孩。她用尼龙绳绑住了女孩的手腕，又怕她哭出声，用胶带在她嘴上缠了两圈。女孩没有挣扎，只是瞪着眼睛看车窗外的黑暗，偶尔抽噎一下，肩膀轻轻抖着。

“她太安静了，”（Sie ist zu ruhig.）女人说的德语，声音压得很低。

“安静才好，”（Besser So),男人盯着前方，车灯劈开夜色，路两边的椰子树飞速后退，“到了三亚，交货，收钱，我们回柏林过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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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没说话。她脱下自己的羊毛披肩，叠成一个小方块，垫在女孩的脑袋下面。女孩转过头看她，眼睛里没有恨意，只有一种迷路的羔羊般的疑惑。女人把目光移开，望向窗外。

东线公路坑坑洼洼，面包车颠簸得厉害。每隔十几分钟，女人就伸手下去摸一摸女孩的脉搏，确认她还活着，呼吸也平稳。第三次摸下去的时候，女孩的小手忽然攥住了她的手指，攥得很紧，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浮木。

女人愣住，没有抽回手。

夜里十二点，车子拐进通什。这座藏在五指山腹地的小县城湿冷入骨，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几家小旅馆的招牌亮着昏黄的灯。男人把车停在一家叫“山城招待所”的院子外，熄了火，四下张望了一圈。

“在这歇会儿。”他说，“明天翻过山就到三亚了。”

女人把女孩从座位底下抱起来。女孩已经睡着了，小小的身子软塌塌地窝在她怀里，金色的睫毛上挂着干掉的泪痕。女人用风衣裹紧她，只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山里的夜风穿过车窗吹进来，冷得刺骨。女人把女孩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在床边坐了很长时间。女孩在睡梦中翻了个身，轻轻叫了一声：

“Mamá”。

车里三个人都不可能知道，谭笑七在车子后边不远，他有点气喘，还有点渴，倒是不饿。他攥着手机，估摸着车里两个德国人的打算。

几天前，地球另一端的尤卡坦半岛上，有一个男人正站在奇琴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前，望着东方。

男人四十岁上下，皮肤黝黑，眼眶深陷，穿着一件雪白的瓜亚贝拉衬衫。他面对着两个德国人，一个米色风衣的男人，一个金发披肩的女人。

“她长什么样？”男人用西班牙语问。

女人从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小女孩，站在梅里达的蒙特霍大道上，身后是白色的殖民时期建筑。她正回头，对着镜头笑。

“她叫瓜达卢佩。”女人说，“目前在中国海南，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她叫许林泽，住在海市一个叫西秀镇的地方。”

老人接过照片，看了很久。他的手指粗糙，布满老茧，指节上有一道陈旧的刀疤。他轻轻抚摸照片上小女孩的脸，喃喃地说：

“她母亲的眼睛，就是这个样子。”

风从金字塔方向吹过来，带着丛林深处的潮湿气息。老人把照片还给德国女人，转身面对着那座千年金字塔。九层塔身，三百六十五级台阶，羽蛇神在春分和秋分时顺着北侧阶梯爬下来。他的祖父告诉过他，那些古老的传说都是真的。

“十年前，”他说，“我的弟弟杀了我所有的儿子，抢走了我刚出生的女儿。他以为把她扔在梅里达的街头，她就会死。可她活下来了，被一个中国女人捡走了。”

德国男人没有说话。

“现在我回来了。”老人转过身，看着那两个德国人，“我弟弟死了，他的儿子们也死了。尤卡坦的丛林里，每一棵树上都刻着我们家族的名字。我的女儿必须回来。”

“可她在中国。”德国女人说。

“你们去把她带回来。”老人说，“活着的，完整的，不要让她害怕。她不会记得我，但她会记得自己的血。”

德国女人点点头，把照片收进口袋。

老人又说：“那个中国女人，养她的那个女人，不要伤害她。”

他转身走向金字塔，白色的瓜亚贝拉衬衫在阳光下刺眼。两个德国人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金字塔的阴影里。

1月7号，那对德国男女正坐在飞往香港的航班上。飞机穿过云层，月亮又大又圆地挂在舷窗外。德国女人闭上眼睛，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个玛雅老人的话，“她不会记得我，但她会记得自己的血。”这个晚上他俩会在香港住一夜，明天搭乘飞机去海市。

这也是令在秀英码头的许林泽非常奇怪的事，怎么那个蓝眼睛的外国女人跟瓜达卢佩讲了几句话，女孩就不带抗拒的跟着她走了。毕竟孩子已经11岁，具备了很强的是非之分。

“U k’ab’a’il u chi’ichile’ ku tz’apal ti’ puksik’al.”。

这就是就是蓝眼睛女人对瓜达卢佩说的玛雅话， 中文意译是“血脉之名，封存于心。”

虽然之前瓜达卢佩没听过这句古老的玛雅语言，但她却感觉无比熟悉，这正是“她记得自己的血”的超自然体现，玛雅人相信祖先的记忆会通过血遗传。

在秀英码头入口，杨一宁根据孙农送来的瓜达卢佩的照片做着认真排查。孙农站在一边很不以为然，你想啊，一个南美洲的小姑娘，放在人群中必然非常显眼，根本用不着扒拉为数不多的小姑娘脑袋。她和谭笑七想的基本一样，就是绑匪一定是有人接应，在海市周边的海滩上的某条渡船。

那张瓜达卢佩的照片其实是一张合影，许林泽坐在椅子上抱着谭语安，瓜达卢佩站在她身边，三个人，包括许林泽怀里的娃娃都在幸福地笑。杨一宁不时瞥一眼照片，许林泽的女儿居然激得她心里母爱泛滥。她想的是要是自己生下这样一个漂亮女娃娃，爸妈会有多高兴。尤其汤容容，肯定会脸上堆满了笑，死抱着不撒手。

小主，

杨一宁还有点腹诽，这个孙农怎么不拿张有谭笑七的照片，自打土地拍卖那天后俩人就再没见过，虽然不想和谭笑七继续下去，但是见见那张脸也不算什么过分的事吧。她知道孙农和谭笑七生了儿子，

当入口没有旅客进入，她就会悄咪咪打量不远处的许林泽和孙农，这两位衣着昂贵的女人站在那里，非常引人注目，令登徒子们产生不出上前搭话的勇气。杨一宁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制服，又撇撇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