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很久没有持枪的感觉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布料堆里露出的那截枪管，目光有些恍惚，像是在看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然后他重新抬起头，对着陈明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还算整齐的牙齿：

“拿你练练胆。”轻飘飘的。那四个字轻飘飘地从他嘴里吐出来，仿佛刚才那支对准眉心的枪不过是一个玩具，仿佛那七颗黄澄澄的子弹不过是糖果，仿佛陈明刚才经历的那种从骨子里往外冒的恐惧，不过是一场无伤大雅的玩笑。

陈明愣在原地，她的眼眶还红着，睫毛上还挂着刚才演戏时挤出来的泪珠，嘴巴微张着，整个人像一尊被点了穴的雕塑。可她的脑子在这一刻疯狂地转动起来。

他放下了。他把枪扔了。他笑着跟我道歉。他说“拿你练练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刚才不是在威胁她？意味着他不会开枪？还是意味着，他根本就没打算用这支枪对她做任何事？

谭总说“他找到枪你就可以撤退了”。可他找到枪之后又把枪扔了，这算怎么回事？她到底是该撤还是不该撤？

一瞬间的混乱过后，陈明的职业本能像弹簧一样弹了回来。

戏，还得接着演。她不能慌，不能露出破绽。王英已经把枪放下了，这就是最大的安全信号。他现在在笑，在道歉，在哄她，这说明他还是那个可以被拿捏的王英。她只需要顺着这个台阶往下走，把“被吓坏的女人”这个角色演到底，然后再见机行事。

于是，陈明戏精再次上身。这一次，她选择的是“爆发式大哭”。

她的嘴猛地一瘪，像小孩子吃到一口苦瓜时的表情，然后整张脸皱了起来，眉头拧在一起，鼻子一酸，眼泪像决了堤一样哗哗地往下流。不是刚才那种精致的一滴两滴，而是真正的、汹涌的、毫不节制的泪水。她的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整个人像一片风中的树叶，颤得站都站不稳。

“！”

第一个字就破了音，又尖又脆，像玻璃被划了一下。她把这两个字喊得又长又委屈，“干”字拖了一拍，“嘛”字往上扬，带着一种撒娇和控诉混合的味道。

“你吓死人家了！”

“人家”两个字她咬得格外重，带着一种小女生特有的娇嗔。她一边哭一边用手背胡乱地抹眼泪，把眼妆抹得乱七八糟，黑色的眼线液在眼角晕开，活像一只可怜兮兮的熊猫。她甚至故意抽噎了几下，发出那种“嗝、嗝”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以增强效果。

然后她深吸一口气，像是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吸进肺里，再一股脑地倒出来：

“我守着这屋子等你一年！”

这句话她说得又急又快，像连珠炮一样，“一年”两个字拖得老长，颤音一波接一波。她一边说一边跺了一下脚，赤脚踩在地毯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咚”，以示愤怒。

小主，

“你就这么对我是吧！”

最后一句几乎是吼出来的，尾音上扬，带着质问、控诉、委屈、撒娇，五种情绪搅在一起，像一碗打翻了的五味汤。吼完之后，她把脸埋进双手掌心里，双肩一耸一耸地抽泣，哭得那叫一个肝肠寸断、梨花带雨。

可她的耳朵，始终竖着，她在等王英的反应。等他心软，等他过来哄她，等他像一年前那样笨拙地拍着她的背说“别哭了别哭了都是我的错”。只要他走过来，只要他的手搭上她的肩膀，她就顺势往他怀里一倒，把脸埋进他的胸口，再哭几声，然后慢慢收住，最后破涕为笑，用小拳头捶他一下“以后再这样我真的不理你了”完美收场。

陈明还是没想到，虽然真的如谭总所言，在猴岛上熬了一年的王英根本就没有任何作为，但他贪婪地对着陈明红果果的身体采取了一些令她很不舒服的行为，陈明脑海里回荡着这样的想法，“为了一千万，我忍，反正以前跟他那个那个过，一次和无数次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于是当王英醒来的时候，陈明和那1万9已经不知去向，只留下了一点散钱和一张纸条，“对不起，我和你女儿王小虎侍奉谭总去了，你就是个废物，跟着他比跟着你强一万倍，还有，房租我没交，跟房东说了下礼拜交。”

王英发出一声野兽般愤怒的嘶吼，他抄起手枪掖到后腰，拿了散钱，跑到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去海甸岛人民大道23号多少钱？”

以前的王英在海市基本没打过车，根本不知道行市，况且现在口袋里的散钱有限，他得先问清楚。

司机是本地人，听着王英一口纯正的北京腔，知道这是个“凯子”，不宰白不宰，“三十”。

于是王英泄了气，打发走出租车，他打算乘坐小巴到龙昆北路，到了那里再拦车问价。

命运的齿轮轰然转动，如果此时王英花10元打车到22号大楼，大概率会被巡视周边的吴德瑞看见拿下，没走开枪的机会，而跟踪王英一夜的魏汝之接应完陈明后，也跟着王英上了小巴，慢悠悠地向着龙昆北路驶去。

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像一层看不见的薄膜，紧紧贴在每一寸空气上。

杨一宁坐在病床边的折叠椅上，已经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椅子是铁的，上面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泡沫垫，坐得久了，骨头缝里都透着酸。她不敢离开，甚至不敢把椅子挪到更舒服的位置，因为那样会离父亲更远一点，而她不愿意。

病床上，杨舒颐安静地躺着。呼吸机的管子从他的喉咙里伸进去，胸腔随着机械的节奏一起一伏，单调得让人发慌。他已经昏迷将近十个小时，医生说腹部的子弹已经取出，接下来就看伤员自身的意志和抵抗力了。

杨一宁握着父亲的手。那只手曾经能单手拆开枪支，能在一秒钟内完成拔枪射击，能把年轻时候的她举过头顶转圈。可现在，它瘦得像一把枯柴，指甲泛着青紫色，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和淤青像一幅残酷的地图。

手机震动了，在铁质床头柜的台面上嗡嗡地响，那头传来一个声音，男声，压得很低，语速很快，像是怕被人听见，又像是急着把话说完：

“杨一宁？”

“我是。你哪位？”

“不用管我是谁。告诉你王英出现了。”

杨一宁的手指微微一紧。她的目光从父亲的脸上移开，转向窗外。天色已经暗了，病房的日光灯照出她自己的影子，模糊地印在玻璃上。

“他在一辆小巴上，”那个声音继续说，“终点站是龙昆北路，身上有枪。”

最后四个字像四根针，同时扎进了杨一宁的太阳穴，她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枪。

任何一位警察听到这个字，神经都会像被拉满的弓弦一样骤然绷紧。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警徽底下流淌着的血液在发出警报。枪意味着危险，意味着可能有人会死，意味着如果她不去、如果她慢一步、如果她犹豫一秒钟，也许就会有无辜的人倒在血泊里。追踪持枪犯，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警察这个职业给出的必答题。

杨一宁站了起来，椅子被她突然的动作推得往后一滑，铁腿刮在地砖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吱呀。她握着手机的手没有抖，声音也保持着出奇的平静：“你是谁？”

但对方已经挂了。

来不及多想了。她知道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可能是一个假消息，可能是有人故意引她过去。但“身上有枪”这四个字，像一把火烧在她脑子里，把所有的犹豫和怀疑都烧成了灰。她有无数次在例会上听过那些案例，哪一年哪个分局的同事因为晚到了三分钟，持枪犯已经开了火；那一年哪个派出所的民警因为心存疑虑没有出警，第二天在新闻上看到了遇害者的脸。

她不能赌，杨一宁弯下腰，把手机揣进裤兜，按了一下腰间的配枪，动作很快。对着母亲汤容容轻声说道，”我有点事，很快回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杨一宁快步走出病房，走廊里的日光灯一根接一根地从她头顶掠过，在她脸上投下一明一暗的光影。她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拨通了201的电话。

“我是杨一宁。有线索，王英出现了，龙昆北路方向，小巴，身上可能有枪。请求支援。”

电话那头传来马维民的声音，“你确定？消息可靠？”

“不确定。但举报者说有枪。”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老马的声音也变了，变得又沉又紧：“我马上叫人。你先别轻举妄动，等我们！”

“我等不了。”

杨一宁挂断电话，推开住院部大楼的门。

上午的海风迎面扑来，带着一股子潮乎乎的、说不上是雨前还是雨后特有的腥气。她抬头看了一眼天，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块巨大的灰色棉絮捂住了整座城市。

她小跑着穿过停车场，鞋跟敲在水泥地上，哒哒哒哒，急促得像心跳。车钥匙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很快引擎发动的声音低沉地轰鸣。

杨一宁把车倒出车位，方向盘猛地一打，轮胎在路面上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车头对准了医院大门的方向，踩下油门，仪表盘上的指针猛地向右摆去。

后视镜里，住院部大楼的灯光一点一点地变小，变远，最后融进了城市的万家灯火里。

她还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回到人民医院，只是那时的她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医生立刻下了病危通知书，她的身体里嵌着一颗7.62毫米手枪弹。她身边是谭笑七，身上染满了杨一宁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