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迈入2010年1月 1 日，元旦，北方的寒冬依旧凛冽，但我的心里却因为一个消息而暖融融的——佳佳放寒假了！这意味着她博士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即将开始，毕其功于一役，曙光就在前方。

“我订了下周五的机票！”佳佳在电话里的声音难掩兴奋和疲惫，长期的论文攻坚战让她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但回家的喜悦穿透了千里电波，“终于能回家好好歇一个月了。”

我也格外高兴，但没忘了叮嘱一件要紧事：“太好了！不过新闻里说北京那边禽流感爆发了，北京都死了一个，你路上一定注意点儿，口罩戴好。”那时候，关于禽流感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虽然感觉离自己生活还挺远，但从疫区回来，多份小心总没错。我门油城那会也成立了专门的发热门诊，和普通病区都隔离开了，预示着疫情的严重。

“知道啦，放心吧。”佳佳满口答应。

接机那天，我早早到了机场。当看到佳佳拖着行李箱，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围着大围巾，小脸冻得通红却笑容灿烂地走出闸口时，所有的牵挂都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拥抱。回到家，岳母做了一桌子好菜，家的温暖驱散了旅途的劳顿和冬日的严寒。

然而，这份团聚的温馨只持续了不到24小时。

第二天下午，我先开始觉得不对劲。浑身肌肉酸痛，尤其是腰背部和双腿，像是被人揍了一顿似的，脑袋也昏昏沉沉，额头发烫。我以为是头天晚上兴奋没睡好，加上接送佳佳着了凉，普通的感冒前兆，便没太在意，喝了包感冒冲剂就早早躺下了。

没想到，到了晚上，佳佳也开始出现类似症状，而且比我还严重。 她脸色潮红，蜷缩在被子里直打冷战，一量体温，我俩都烧到了38度5以上。

“肯定是昨天在机场被你传染了。”佳佳有气无力地埋怨我，鼻音浓重。

“我还说是不是你在飞机上被传染的呢。”我虽然难受，还不忘跟她斗嘴。

我们俩都以为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毕竟冬天是感冒高发季。想着去医院人多交叉感染更麻烦，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小区门口那家熟悉的社区卫生所。坐诊的老医生看了看我们的喉咙，听了听心肺，也诊断为病毒性感冒。

“问题不大，就是病毒性的，烧得高了点。挂几天点滴，退退烧，抗抗病毒就好了。”老医生一边开着处方一边说。

于是，接连几天，我们俩就成了社区卫生所的“常客”。每天并排坐在观察室的椅子上，手背上打着点滴，看着药液一滴滴输入血管。药水似乎起了一些作用，体温会暂时降下来一些，但药效一过，热度又立刻卷土重来，反复徘徊在39度上下。这种持续的高烧耗尽了我们的体力和精力，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似的，软绵绵的，食欲也差到了极点，只能勉强喝点粥。

到了第五天，情况依旧没有明显好转。 我开始觉得这感冒有点“邪门”，普通感冒很少会这样持续高烧不退。佳佳也虚弱地靠在床上，眼神都有些涣散。社区的老医生也有点挠头，建议我们如果明天还烧，最好去大医院查个血象看看。

第六天早上，我是在一阵剧烈的头痛和恶寒中醒来的。 一量体温，水银柱直接冲到了40度！这个数字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佳佳也还在烧着，虽然没我高，但也有39度多。持续的高烧让我的意识都有些模糊，看东西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耳朵里嗡嗡作响。

“佳佳……佳佳……”我声音嘶哑地喊着，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连说话都觉得费劲。

佳佳被我喊醒，看到体温计上的数字，吓得脸色发白，立刻爬起来穿衣服：“不行，现在就去医院，这么高的烧，再烧下去要出问题的！”

她扶着我慢慢坐起来，我浑身发软，几乎站不住，只能靠着她的支撑，一步一步挪到门口。外面寒风呼啸，佳佳拦了辆出租车，把我扶上车，报了油田总医院的地址，声音里带着哭腔：“师傅，麻烦您快点，他烧到40度了。”

出租车师傅一听，立刻加快了车速，车子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窗外的路灯飞快地向后倒退，我靠在佳佳的肩膀上，意识越来越模糊，只觉得浑身滚烫，像是要被融化了一样。

到了油田总医院，佳佳扶着我直奔急诊。凌晨的急诊室人不多，护士看到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样子，立刻推来轮椅，让我坐下，然后赶紧量体温、测血压。

“体温40.3度，血压有点低，赶紧去发热门诊！”护士看完数值，脸色严肃地说，指着走廊尽头的方向，“最近禽流感疫情严重，发热病人都要去隔离的发热门诊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