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御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炭火在铜盆里偶尔发出噼啪的声响,和窗外风吹过屋檐时呜呜的低鸣。
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重来一次,我还会这么做吗?
答案是:会。
毫不犹豫地会。
这不是因为我冷血。这是因为我算过账。
藩王制度是大明身上最大的毒瘤。两百年来,宗室人口从几十人膨胀到了几十万人,每年光是宗室的俸禄就要吃掉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更要命的是,藩王们占据着全国最肥沃的土地,养着数以万计的私兵,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
这些小王国不纳税,不服役,不受地方官管辖,却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资源。
如果不削藩,我后面所有的改革都是空中楼阁。
税制改革?藩王的土地不纳税,你改什么?
军事改革?藩王的私兵不受调遣,你改什么?
吏治改革?地方官连藩王的门都进不去,你改什么?
削藩是一切改革的前提。
而要削藩,就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理由。
宁王的造反给了我这个理由。但仅凭宁王一家不够。我需要把这个理由放大,放大到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所以我牺牲了三家无辜的藩王。
沈王朱珵尧,一个老实巴交的胖子,平时最大的爱好是养鸟。
唐王朱硕熿,一个沉迷道教的中年人,整天在王府里炼丹。
靖江王朱任晟,一个画画的文人。
三个和造反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他们被我冤枉了。
他们的余生将在凤阳的高墙里度过。
这是我的罪。
但如果不这么做,大明的藩王制度还要继续存在下去。每年几百万两的宗室俸禄还要继续从国库里流出去。几十万宗室人口还要继续像蛀虫一样啃噬这个国家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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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的冤屈,换一个国家的未来。
这笔账,我算得过来。
但算得过来不代表心里好受。
我睁开眼睛,看着书案上那些奏折。
雒于仁的奏折还压在最下面,两个字的朱砂已经干了,暗红色的,像凝固的血。
他说得对。沈王、唐王、靖江王的罪证确实站不住脚。
但他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站不住脚。
因为那些罪证本来就是假的。
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是换班的侍卫。铁甲叶子碰在一起,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子。
冷风灌进来,带着雪后特有的清冽气息,呛得我打了个寒颤。
紫禁城的夜很黑,只有远处的角楼上挂着几盏灯笼,橘红色的光在风中摇摇晃晃,像是几只快要熄灭的萤火虫。
我深吸了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凉得刺骨。
然后我关上窗子,回到书案前,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