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跟着你干点事。虽然具体不知道你是干嘛的,但我感觉,你比周老板厉害。”二坤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少年人特有的莽撞和试探
李乐想了想,“跟我也行。这样,你明天收拾东西,我给你买张车票,去蒙区昭盟。按我给你的地址,去那边的矿上,先下两年井,挖两年煤再说。”
二坤眨了眨眼,嘴角的笑僵了一瞬,“乐哥,你逗我呢。”
“你也知道是逗你呢。”李乐说着,又转向余穗,“你还想着当化妆师?”
余穗眼睛亮了一下。
“那行。年后你打这个电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过去。
余穗接过来,凑到灯光底下看。名片上写着:曹尚,尚楠影视制作公司。没有职位后缀,没有联系电话以外的任何信息。简洁得像一张白纸上只写了一行字。
“你年后给这个人联系,就说我说的,安排个化妆师助理。”李乐说,“你找他,听他安排。先从助理开始,跟着学。能学到什么程度,靠你自己。还有.....你回去和你爸说清楚。到时候要是跟组,可能得全国各地到处跑。”
余穗把名片小心翼翼地装进衣兜里,拍了拍口袋,像是怕它丢了似的,郑重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乐哥。”
二坤在旁边探着脖子瞅了一眼,没看清楚上面写的什么,于是问,“那我呢?”
“我上次给你的那个24π便利店的宣传册,你跟你爸妈商量了没有?”
“商量了。我妈想干,我爸……愁没钱。”
“这样。”李乐说,“过完元旦,你跟你妈一起,去一趟沪海,先考察一下,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要是真想做,剩下的我来安排。但是——”
“但是啥?”
“但是你得老实去后面安排的地方实习,把毕业证拿了。别在街上闲逛。”
“去哪儿实习?”
“别急,等着就成。”
正说着,孙朝阳挂了电话,走回来坐下。表情比刚才放松了一些,但眉间依然藏着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看了看屏幕,又放回去。
“怎么样?”李乐问,“找到组队的了?”
孙朝阳摇摇头,没接话。他用筷子把碗里那几片已经凉透的羊肉拨到一边,低头喝了一口汤。
李乐没有再追问。站起身,朝屋里拍了拍手,“吃饱了么?吃饱了送你们回家。”
学生们纷纷站起来,有人打着饱嗝,有人拎着没喝完的饮料瓶,有人还在往嘴里塞最后一块饼,有的起身时被凳子腿绊了一下,踉跄了两步。
小主,
老板娘从后厨探出头来,笑着说,“下次再来啊!”
“诶,好,”李乐走到柜台前,从兜里掏出一叠钞票放在台上。
老板娘看了一眼,说,“多了。”
“又没说都给你,你自己找。”
“......”
“能开发票不?手撕的也行。”
“我这小店,哪有那玩意儿?”
“收据呢?”
“木有。”
“诶,算了算了,回头我自己找。”
出了店门,李乐叫过余穗和二坤。
“你们俩当领队,一人管着几个,把人都送回去。打车的钱我出。”他从口袋里掏出四张一百的,递给二坤和余穗,“够不够?”
“够了,多退少补。”二坤接过钱,转身冲那群学生喊道,“来来来,出租车排队,别挤!”
“到家了,给我发个短信。”
“知道了,乐哥。”余穗应了一声,开始张罗着分组。
孙朝阳跟过来,说道,“至于在金汇住宿的那几位,行礼还在宿舍里封着,得等个几天才能取。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
有学生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学校?”
“先在家休息两天,等通知。”孙朝阳说,“学校会重新安排实习的地方。”
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散开,拦车的拦车,道别的道别。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缩得很短,在夜色中交错、重叠、分离,
李乐看着他们走远,才转身走向自己的车。孙朝阳跟在后面,脚步比来时沉重了一些,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他的肩上,看不见,但感觉得到。
车子发动,暖风徐徐吹起来。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大约在冬季》,齐老二的声音在狭小的车厢里回荡,带着一种年代特有的苍凉和温柔。
李乐挂上挡,车子缓缓驶出窄巷,拐上主路。路灯一盏一盏地从车窗外流过,光与暗交替地划过孙朝阳的脸。
开出一段路,孙朝阳忽然开口,“他刚才说,他愿意配合调查。”
“嗯。算是还有良子。”
“他说他手里有一些材料。”
李乐偏过头,看了孙朝阳一眼。“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孙朝阳说,“他在给自己留退路。如果事情压不下来,他得有东西能证明自己只是执行者。”
“那你小心别反倒被他拉上船。”
“放心,这点儿脑子还是有的。”
“这书都属于先寄存脑子才看的。”李乐嘀咕一句。
“你说啥?”
“没啥,那是你的幻觉。”
车子拐过一道弯,前方是小区的入口。门卫室的灯还亮着,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门口的水泥地上铺开一小片暖色的光。李乐放慢车速,缓缓停在路边。
孙朝阳没有急着下车。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前方挡风玻璃外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后面的事,”他说,“可能比我预想的要复杂。”
“哪件事不复杂?”李乐说,“但复杂不代表不能做。只是得多走几步。”
孙朝阳点了点头,解开安全带,正准备下车,就看到,单元门口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棉袄,领口竖起来挡住半边脸,双手插在口袋里,胳肢窝里夹着一个文件袋,肩膀微微缩着,像是已经站了很久。路灯的光从侧面打过来,王国民。
看见孙朝阳从副驾驶座上下来,却没有立刻上前,而是站在原地。
孙朝阳走过去,看着王国民。两个人谁都没有先开口。
过了大概十几秒,王国民终于动了。他往前走了一步,路灯的光完整地落在他脸上,照亮了他眼角的皱纹和眼底那种说不清是疲惫还是别的什么的神色。
“孙主任。”他开口,声音沙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我……等你半天了。”
孙朝阳看着他,没有接话。
王国民又往前走了一步,低下头,像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又像是已经准备好了要说的话,却在最后一刻忘了词。
“我有话跟你说。”
孙朝阳侧过身,朝单元门的方向偏了偏头,“上去说吧。”
王国民点了点头,看了一眼车里坐着的李乐,目光在黑暗中停留了一瞬,这才跟着孙朝阳走进了单元门。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交替响起,一前一后,像某种笨拙的对话。
收音机里,那首歌已经放完了,换成了一个午夜谈话节目,听众打电话说,“老师,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有前列腺炎.....其实,我知道这个也不难治......”
主持人说,“等等,谁给你说的?我告诉你,前列腺炎很不好治,好,你说下去。”
“噗!!哈哈哈哈~~~~~”
。。。。。。
北风刮了一夜,把檐角的冰凌吹断了半截。
韩金生六点不到就醒了,躺在床上睁着眼。六点半,他翻了个身,又躺了一会儿,终于掀开被子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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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漱的时候对着镜子,里面那个人眼眶发青,颧骨比昨天凸出了一些,下巴上冒着青色的胡茬,像一夜之间老了五岁。
他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拍了把脸,又抬头看了一眼,觉得那张脸勉强能见人了,才拿起剃须刀。
刮胡子的时候手很稳。越是心里慌,手上越要稳。不稳,就容易出错。而出错,往往不是在事情最乱的时候,是在你以为快要稳住的时候。
早饭没吃。老婆端了一碗小米粥放在桌上,又煎了几个馒头片儿搁在碟子里,他看了一眼,说了句“不饿”,就起身去穿外套。
老婆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攥着锅铲,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以前是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现在,知道也要装作不知道。
韩金生出门前在玄关站了片刻,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有没有带上,手机、钥匙、钱包,还有那个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汇报材料”。
他摸了摸胸口的位置,信封硬邦邦地硌着内袋,像一块贴在胸口的膏药。
下楼的时候碰见二楼的老吴,以前旅游局的行业管理处的处长,牵着一条泰日天在遛弯。
老吴跟他打招呼,“老韩,这么早上班啊?”
“啊,早点去,年底了,事多。”韩金生笑着应了一声,透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轻松,像是昨天的新闻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老吴点点头,意味深长的笑了笑,牵着狗走了,没几步,泰日天在路边的冬青丛里抬起腿,撒了一泡尿。
出了家属院,韩金生抬头看天,那种透亮的灰蓝色,像是被风刮薄了一层,阳光稀稀落落地照下来,不暖,但看着敞亮。拢了拢大衣领子,心想,这倒是个好兆头。
坐进车里,说了句“去旅游局”,便靠在椅背上,闭了眼。窗外的街景一段一段地往后滑过去,早高峰的车流像一条被反复揉捏的面团,时紧时松。
他脑子里把昨晚写的那份汇报材料又过了一遍。
措辞是花了心思的,先认错,再表功,最后把问题往“制度漏洞”和“监管盲区”上引。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学校的负责人,我在学生实习管理上存在严重的失察和疏漏……”
他特意用了“失察”这个说法,比“疏忽”重,又比“纵容”轻。
原本觉得“失察”这个词用得还不够软,又改成“疏忽”。“比“失察”更像一个无心之失,少了一层“该管没管”的意味,多了一层“想管没管好”的委屈。
他需要让领导看到一个态度,我不是在推卸责任,我是来认错的。
但认错也有认错的分寸,认得太轻,显得敷衍,认得太重,等于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最好的认错,是把错误定性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态度不正”,是“被蒙蔽”而不是“合谋”,是“管理漏洞”而不是“利益输送”。
这个分寸,他掂量了一整夜。
韩金生对自己这份文字功夫还算满意,昨夜里改了三稿,最后一稿写到凌晨一点多,又通读了一遍,自觉字字都像踩着薄冰过的河,看着惊险,实则每一步都踩在了该踩的地方。
车在旅游局大院门口停下。
没有立刻下车,而是坐在车里,又摸了摸胸口那个信封,深吸一口气,然后推开车门。
走进大楼的时候,一个保安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认出了他,毕竟189的校长来旅游局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没有拦,只是点了点头。
韩金生也点了点头,径直走向电梯。
电梯门合上之前,他按了一下四楼的按钮。指示灯亮起,电梯开始缓慢上升,发出一种沉闷的嗡鸣声,然后,四楼到了。
走廊里很安静,铺着浅灰色的地砖,两侧的办公室门都关着,走廊尽头那间门上挂着“局长办公室”的铜牌,铜牌擦得很亮,远远的泛着光。
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口,站定,整理了一下围巾和衣领,又用手拢了拢头发,然后抬手敲了敲门。
没人应。
又敲了两下。
还是没有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