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光复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的休养生息、锐意革新，国力日盛，民生富足

今年的新春佳节，更显格外喜庆。巍峨的紫禁城张灯结彩，对百姓开放部分宫苑，举办盛大的新春游园会

天街（长安街）两旁商铺鳞次栉比，悬挂着崭新的“明”字旗和各式吉祥灯饰

舞龙舞狮的队伍敲锣打鼓穿行于大街小巷，引来无数市民围观喝彩。孩子们穿着新衣，拿着风车、糖人，在雪地（如果下雪）或清扫干净的街道上追逐嬉戏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食物的香气和欢声笑语

皇宫内，虽不似前明那般举行繁复的大朝贺，但朱出凌皇帝仍在太和殿（或类似宫殿）设家宴，与宗室、亲近重臣共度佳节

席间虽不谈论国事，但轻松融洽的氛围，与欧陆绵延的战火形成了鲜明对比。皇帝偶尔望向西方天际的眼神，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深邃

俯瞰东亚-东南亚“神州帝国协同体”

这种新年的喜庆，绝非仅限于神州本土

一种以神州为核心、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经济整合，已然在亚洲大陆及周边岛屿深深扎根

文化上：

朝鲜王国：汉城（首尔）街头，同样张灯结彩。朝鲜两班贵族与平民百姓，皆以过“春节”（神州称春节，但已普遍成为新年代称）为重要节庆

祭祖、守岁、吃年夜饭、发压岁钱、贴春联（虽多用汉字，但朝鲜文也逐渐出现）等习俗，与神州大同小异

王室更会举行向神州皇帝“遥拜”的仪式（虽无强制，但已成惯例），并接收北都发来的、象征性的新春赏赐。书院学堂里，汉语是必修，四书五经与近代科学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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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王国：那霸港内外，一派和煦景象。琉球自古受中华文化浸染最深，春节庆典极为隆重

神州派驻的“文化使节”会参与王室典礼，民间交流更是频繁。琉球子弟赴神州留学已成风尚

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缅甸等地，虽保持自身君主与相当自治，但神州“文化教育司”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派遣教师、资助学堂、翻译典籍、组织交流……神州的新式戏剧、小说、电影（默片）开始流行。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节庆，已成为这些国家上层社会和城市居民的重要文化活动，甚至被部分国家采纳为法定假日

儒家思想与本地传统、佛教等融合，形成新的文化氛围

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

尽管其内部暗流汹涌，军国主义思想在部分阶层和军队中仍有市场，但在明面上，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对神州的依赖与融合日益加深

在神州强大的经济吸引力和文化软实力影响下，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将农历新年（春节）定为法定假日之一，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也会举办相应的庆祝活动（当然，会加入一些日本本土元素）

大量的日本留学生赴神州学习，神州商品、书籍、思潮在日本社会影响力巨大

这种“文化引力”无形中削弱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土壤，但也让一些心怀“大志”的日本人倍感焦虑和压抑

经济上：

“明元” 已经成为整个协同体内部贸易、结算、甚至部分国家国内储备的绝对硬通货

其币值稳定，信用卓着，背后是神州强大的工业产能、黄金储备以及庞大的共同市场支撑。亚洲各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相互之间的贸易，绝大部分使用明元结算

这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降低了交易成本，也使神州掌握了区域经济的金融主动脉

在神州主导下，协同体内逐步形成了产业分工雏形

神州提供高端工业品、技术、资本和市场；朝鲜、安南等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和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日本则因其相对较好的工业基础，在某些领域（如精密机械、船舶维修、部分化工）扮演次级供应商角色，但核心技术和高端市场仍被神州牢牢把控

一条以神州为中心的亚洲内部循环供应链正在悄然形成，虽然还远未完善，但已初具规模，对欧洲市场的依赖相对降低

交通网络（铁路、港口、航运）在神州资本和技术支持下不断延伸和升级，将协同体各国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北都，皇宫，御书房，新年夜晚）

家宴散去，朱出凌换下吉服，身着常袍，独自在御书房内。窗外传来隐约的鞭炮声和远处街市的喧闹

他面前摊开着两份报告：

一份是内卫司关于国内及协同体各国新春庆典平安祥和的汇总，民生富足，舆情平稳

另一份，则是军情司和外情司的密报，关于欧洲战局最新动态、各国对坦克反应的分析，以及——朝鲜釜山，袁世凯与日本特使秘密接触的进一步情报，以及日本国内某些势力趁欧战和神州注意力被吸引，加速军备和“南进”准备的迹象

朱出凌端起温热的茶杯，轻轻吹了口气

盛世欢歌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欧战的烽火是危险，也是机遇。亚洲的和平与整合，既靠文化与经济的绵绵用力，也需政治与军事实力的最终保障

他利用欧战，让欧洲列强流血，同时加速整合亚洲，积蓄力量。对袁世凯和日本的小动作，他并非不知，而是在等待，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且不打断神州崛起大势的时机

“新年新气象”

皇帝低声自语，目光掠过墙上的坤舆全图，最终定格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位置

“只是，这‘气象’是风和日丽，还是雷霆骤雨，就由不得某些人自己做主了”

他拿起朱笔，在其中一份关于加快“麒麟”战车项目和完善东亚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的奏章上，轻轻批了一个“可”字

窗外，又一阵密集的爆竹声响起，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开，照亮了这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帝国都城，也仿佛预示着，一个新的、由东方主导的世纪，正伴随着新春的脚步，无可阻挡地来临。而潜藏的阴影，也在这片璀璨的光芒下，悄然蠕动着

（1915年2月，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托普卡帕宫，秘密会议厅）

与北都和东亚诸多城市的张灯结彩、喜庆祥和截然不同，托普卡帕宫这座象征着奥斯曼帝国昔日荣光的宫殿，此刻却笼罩在一片沉重、焦虑，甚至有些穷途末路的氛围中

宏伟的穹顶和华丽伊兹尼克瓷砖壁画，映衬着围坐在长桌旁几张眉头紧锁、神色阴郁的面孔

长桌一端，是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 的实际掌控者：

恩维尔·帕夏，战争部长，狂热的泛突厥主义者和亲德派，野心勃勃但军事才能堪忧，渴望重振帝国，恢复昔日荣光

小主，

塔拉特·帕夏，内政部长，务实而冷酷的政治操盘手，负责国内镇压和“土耳其化”政策

杰马尔·帕夏，海军部长，相对务实但同样深受民族主义影响，负责地中海和阿拉伯事务

这三位在1908年革命后通过政变彻底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核心，如今正面临着帝国数百年未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