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安静不是“你说得对”的安静,而是“你要倒霉了”的安静。二十几个戴着面具和口罩的人齐刷刷地看向何伯庸,又齐刷刷地看向拍卖师。
拍卖师的脸色很难看:“这位老先生,如果您不感兴趣,可以不说话。”
“我为什么不说话?”何伯庸说,“你们卖假货,还不让人说了?你们这是什么道理?你去菜市场买个白菜,摊主说这是有机的,你一闻是农药味的,你不说话?”
“我们这不是假货——”
“不是假货?那你说,这幅画的收藏印是谁的?”
拍卖师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收藏印是‘项子京家珍藏’。项元汴的收藏印,盖了这幅画。但项元汴生于1525年,死于1590年。而这张纸的制造年代,经碳十四测定是1650年以后。一幅1650年以后的画,盖了一个1590年以前的人死了之后的收藏印——你们告诉我,这是唐伯虎的画?”
全场又安静了。
然后,角落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拍卖师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颜色变化之丰富,比我妈做的红烧肉上色还快。最后,他咬着牙把那幅画收了回去。
我在车里听得直乐,薯片都忘了吃。
何爷爷,你这是来钓鱼的,还是来砸场子的?
宋建华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建军,你这个何爷爷……平时也这样吗?”
“不,”我说,“平时他更狠。今天是给FBI面子,收着了。”
“……你们这个圈子,水挺深啊。”
“还行,就是水有点浑。”
四、正主出现
第二件拍品,就是我照片上见过的那件方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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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师这回学乖了,没敢多说废话,只简单报了一句:“商晚期方彝一件,起拍价三百万美元。”说完还偷偷看了何伯庸一眼,生怕这老头又来一句“假得不能再假了”。
何伯庸这回没说话。
他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走到前面。他的步子很慢,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像在丈量什么。他戴上老花镜,围着方彝转了三圈。
第一圈,他看整体造型。第二圈,他看纹饰细节。第三圈,他看锈蚀和铭文。
三圈下来,全场二十几个人大气都不敢出。
然后他伸出三根手指:“三百万?”
“三百万。”拍卖师说。
“我出六百万。”
全场哗然。
拍卖师愣了一下,下巴差点掉到地上:“您……您说多少?”
“六百万。”何伯庸说,“双倍。”
我在车里差点笑出声来。何爷爷,你这是钓鱼还是炫富?你这演技不去好莱坞可惜了,比那些奥斯卡影帝还自然,因为你是真的懂,真的喜欢,真的不把钱当钱。
但何伯庸的“炫富”起到了效果。
角落里一个戴黑色口罩的男人举起了手:“七百万。”
何伯庸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上扬:“八百万。”
“九百万。”
“一千万。”
全场安静得像坟场。
不,比坟场还安静。坟场至少还有乌鸦叫。
一千万美元,买一件青铜器——这个价格,已经创了过去五年的拍卖记录了。别说青铜器了,就是这个仓库,连地皮带建筑都卖了也不值一千万。
黑口罩男人沉默了几秒。我能想象他在口罩后面咬着嘴唇的样子。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何伯庸面前,低声说了一句:“老先生,这件东西,你不能买。”
“为什么?”何伯庸问,表情天真得像个小学生。
“因为它不属于你。”
“那属于谁?”
黑口罩男人没有回答,转身走了。
他的背影很直,步子很快,没有回头。
宋建华在楼顶看到这一幕,通过对讲机跟我说:“建军,盯住那个黑口罩。”
“知道了。”我说。
我打开车门,下了车,朝着黑口罩男人离开的方向走去。
铁子跟在我后面,不远不近。铁子是我的人——不是“我的人”那种意思,而是他帮我做事,我叫他一声“铁子叔”,他叫我一声“建军”。他以前当过侦察兵,走路没声音,跟个幽灵似的。
“别跟太近。”我说。
“知道。”铁子说,“侦察兵的基本功。别说跟一个人了,就是跟一只猫,我都能让它不知道自己在被跟踪。”
“铁子叔,你是不是又在吹牛?”
“我说的是实话。我当年在部队——”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很厉害,先跟人吧。”
五、跟踪
黑口罩男人出了仓库,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往东开。
奔驰的玻璃是深色的,看不清里面。但铁子开车跟上去的时候,保持了三个车身的距离,不快不慢,像是一辆普通的出租车在正常行驶。
铁子开着车,跟在后面。
奔驰开了二十分钟,没有绕路,没有兜圈,没有试探——这说明黑口罩男人要么很自信,觉得自己不会被跟踪;要么很蠢,觉得自己不会被跟踪;要么他就是故意把我们往某个地方引。
我倾向于第三种可能,但我没说。因为我希望我是错的。
二十分钟后,奔驰开到了长岛的一个别墅区。这里的房子每一栋都长得差不多——白色、两层、有草坪、有车库,门口种着同样的冬青树。看着很高级,但住久了可能会迷路,因为每栋房子都一样。
黑口罩男人把车停在一栋白色别墅前,下了车,摘下口罩。
我看清了他的脸——四十多岁,瘦长脸,鹰钩鼻,眼神阴鸷。什么叫阴鸷?就是你看他一眼,感觉像是被一只老鹰盯上了。不是那种凶狠的盯,而是那种“我在评估你值不值得我动手”的盯。
“拍到了吗?”我问铁子。
铁子举起相机,“咔嚓”一声。那相机的快门声在安静的街道上响得像个雷。
我和铁子对视了一眼。
“没事,”铁子说,“隔着五十米呢,听不见。”
“你确定?”
“不太确定。”
“……撤。”
但就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别墅的门开了。
出来一个人。
那个人我认识。
刘富。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速度快得让我有点头晕。
刘富。追杀过我外公的人。威胁过我要交出帛书的人。跟猎鹰基金有勾结的人。罗伯特·克莱恩的同伙。我外公失踪那天,他就在现场。
他来了美国。
而且,他跟黑口罩男人认识——不,不只是认识。他看到黑口罩男人下车,主动迎了出来,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了几句话。那姿态,是老朋友,不是陌生人。
这说明什么?
说明那件方彝,跟刘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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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关”,是“就是他走私的”。
我在心里把林正源骂了第四遍。不是因为这件事跟他有关,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纽约八百万人,偏偏我跟踪个人都能跟到刘富头上。
六、局中局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宋建华。
宋建华的表情很凝重。那种凝重不是“啊,案子好复杂”的凝重,而是“啊,我好像要写很多报告”的凝重。
“刘富这个人,”宋建华说,“FBI盯了他五年了。他涉嫌走私、洗钱、贿赂、谋杀,但一直没找到确凿证据。”
“现在有了。”我说。
“什么证据?”
“那件方彝。如果他走私文物,只要你们查到方彝的来源,就能抓他。”
“方彝的来源查不到。地下拍卖会,不记录来源。这是他们的规矩,比法律的规矩还严。”
“那就不查来源。”我说,“查资金流向。”
宋建华愣了一下:“资金流向?”
“对。谁买了方彝,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刘富要洗钱,必须有金融渠道。”我顿了顿,“而那正是我的专长。”
我这话不是吹牛。在过去两年里,我跟着赵明远学了大量的金融知识。赵明远是个量化交易员,以前在华尔街上班,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具体什么原因他没说,我也没问——出来了。他对金融系统的了解,比FBI大多数探员都深。因为他知道钱是怎么跑的,而FBI只知道钱跑完之后留下的痕迹。
宋建华看着我,沉默了几秒。
“姜建军,”他说,“你确定你只有十三岁?”
“不确定。”我说,“我觉得我像三十岁。有时候像四十岁。早上起来没睡好的时候,像六十岁。”
他笑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和赵明远一起,追踪方彝交易的资金流向。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富用的账户是离岸的,层层嵌套,绕了七八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开曼群岛、巴拿马、瑞士、香港、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我光把这些地名写一遍都觉得手酸。
但赵明远是量化交易员出身,最擅长的就是追踪数据。他在电脑前坐了三天,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咖啡喝了不知道多少杯,最后指着屏幕说:“建军,你看这里。”
我凑过去看。
屏幕上是一个资金流向图,密密麻麻的箭头和节点,看起来像一张蜘蛛网。赵明远在蜘蛛网的中心画了个圈。
“这笔钱从香港汇到开曼群岛,从开曼群岛汇到巴拿马,从巴拿马汇到瑞士,从瑞士汇到纽约——然后,进了美洲资本的一个账户。”
美洲资本。
又是美洲资本。
罗伯特·克莱恩不是被抓了吗?美洲资本怎么还在运作?
“美洲资本没有被查封?”我问。
“查封了。”赵明远说,“但这个账户是新的。注册时间,是罗伯特·克莱恩被抓之后。你看这个时间戳——克莱恩被抓的第三天,这个账户就开了。”
我盯着那个时间戳看了几秒。
克莱恩被抓的第三天。也就是说,克莱恩还没被正式定罪,美洲资本就已经有人接手了。要么是提前准备好的,要么是这个人反应太快了。
“说明有人接手了。”
“对。而且这个人,比克莱恩更聪明。克莱恩用的是明面上的账户,稍微查一下就能查到。这个人用的是嵌套账户,每一层都隔开了,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你得一层一层拆。”
“你能拆开吗?”
“能。”赵明远笑了,“我就是干这个的。”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宋建华。宋建华又告诉了他的上司。
FBI决定收网。
七、收网,又见反转
收网的那天,是1992年8月15日。
那天是个星期六,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样的天气适合做三件事:去海滩、吃冰淇淋、或者逮捕文物走私犯。
FBI同时突袭了三个地点:长岛的白色别墅、美洲资本的新办公室、以及刘富在纽约的一个仓库。
我坐在FBI的一辆黑色SUV里,透过车窗看现场。宋建华让我跟着,说“你需要见证这个时刻”。我觉得他主要是怕我一个人在家又搞什么阵法把邻居吓着。
长岛的白色别墅那边,FBI特工破门而入的样子我在电影里看过很多次,但现场看还是不一样。电影里是慢动作加背景音乐,现场是快动作加真人大喊“FBI!不许动!”,感觉真实多了。
美洲资本的新办公室那边,FBI查封了一柜子的文件和三台电脑。据说有一个特工拔电脑电源的时候被电了一下,骂了一句脏话,被录进了执法记录仪。
仓库那边,是最精彩的。
那个仓库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工业区里,外表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铁皮仓库,跟旁边的五金店、汽车修理厂没什么区别。但FBI打开门之后,发现里面是个小型博物馆。
缴获的物品包括:走私文物23件,现金470万美元(全部是百元大钞,摞起来比我还高),以及大量的交易记录和通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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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富被捕了。
黑口罩男人——真名叫陈志远,是刘富的合伙人——也被捕了。
宋建华走出来,朝我比了个“OK”的手势。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我加班了两周终于可以休息了”的笑容。
但问题来了。
刘富被带出仓库的时候,FBI的法警给他戴着手铐,押着他往警车走。他低着头,看起来很配合,像任何一个被抓的嫌疑犯。
然后他说了一句:“我要见我的律师。”
这是每个被抓的人的合法权利,没什么奇怪的。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合法了。
他的律师来了。
律师开着一辆银色的宝马,停在了警戒线外面。他从车里走出来,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蓝色西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在阳光下反光。
他走进警戒线的时候,FBI的特工拦了他一下。他亮了一张证件,特工就让他进去了。
律师带来的不是辩护策略,而是一份文件。
文件的内容是:刘富持有美国绿卡,且在过去七年里,一直是FBI的“线人”。
对,你没看错。
刘富——那个走私文物、洗钱、追杀我外公、威胁我家人的人——是FBI的线人。
而且他已经当了七年。
宋建华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脸色铁青。那种铁青不是“我生气了”的铁青,而是“我想骂人但不能骂因为我在执法”的铁青。
“我不知道这件事。”他说。
“你的上司知道吗?”我问。
宋建华没有回答。他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
那个电话打了大概五分钟。我看不到他在说什么,但我看到他的表情在五分钟内变了四次:从铁青到通红,从通红到苍白,从苍白到灰暗。
他挂了电话,走回来。
“知道。”他说。
“知道了还让你抓他?”
“因为……”宋建华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像是要把整个皇后区的空气都吸进肺里,“因为他的线人身份,是另一个部门的人批的。我们部门不知道。”
“所以现在怎么办?”
“放人。”
“什么?!”
“放人。”宋建华的声音很低,低到我差点没听见,“他有豁免权。只要他配合调查,就不能抓他。”
我看着宋建华,又看了看窗外。
刘富被带出仓库的时候,手铐已经被解开了。他活动了一下手腕,整理了一下衣服的领子,然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不是愤怒。不是恐惧。不是得意。而是一种——玩味的笑容。
像是在说:“小子,你还嫩。”
然后他上了那辆银色的宝马,跟他的律师一起走了。
我看着那辆宝马缓缓驶出警戒线,消失在布鲁克林的街道尽头。尾灯闪了两下,像是跟我告别,又像是在嘲笑我。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
八、老张的安慰
那天晚上,我去了法拉盛的地下室。
老张正在打坐。他打坐的姿势很标准,双盘,手结定印,眼睛微闭,呼吸均匀。房间里点着一炷香,檀香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我在他对面坐下,沉默了很久。
香烧了三分之一。
“老张,”我说,“我做错了吗?”
老张没有马上回答。他慢慢睁开眼睛,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澈。
“你没有做错。”他说,“你只是没想到。”
“我没想到他是FBI的线人。谁能想到一个走私文物的,是FBI的人?”
“所以你不是做错,是漏算。”老张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阵法之道,讲究‘全’。你能想到的,都要算进去。你没想到的,就是漏洞。刘富这个案子,你的漏洞是‘只查了敌人,没查自己人’。”
“自己人?”
“FBI。你以为FBI是铁板一块,实际上他们内部也有派系、也有利益、也有见不得人的交易。你把筹码押在FBI身上,但你没查过FBI。”
我低下头。
老张说得对。
我太自信了。我以为自己能看透一切,但我连FBI内部的情况都没摸清。我以为只要找到证据,法律就会替我惩罚坏人。但法律不是一个人,法律是一个系统,而系统里永远有漏洞。
“建军,”老张说,“你还记得你五岁的时候,我问过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我问你,‘道’是什么。你说,‘道’是路。我说不对,‘道’是走路的方法。同样是路,有人走得好,有人走得不好。区别不在于路,在于走路的人。”
“记得。”
“现在我想告诉你另一句话:‘道’不只是走路的方法,还是摔倒之后爬起来的本事。你摔倒了,爬起来,下次就不会摔在同一个地方。”
我抬起头,看着老张。
他的表情很平静,但嘴角带着一丝微笑。那种微笑不是安慰,而是——信任。他相信我摔了这一跤之后,还能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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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老张,心里忽然没那么难受了。
不是因为他说的多有道理,而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我摔倒的时候不会嘲笑我,不会同情我,只会平静地说一句“爬起来”。
“老张,”我说,“你是安慰我还是说教?”
“都是。”他笑了,“走,我请你吃宵夜。”
“你请我?你有钱吗?”
“有。”他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二十美元,“够吃两碗面。再加一碟花生米,如果你表现好的话。”
“我怎么表现好?”
“不哭鼻子就算表现好。”
“我没哭。”
“我知道。”老张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但我看你的表情快要哭了,所以我提前说一声——男人哭不丢人,但要哭也得吃饱了再哭。空着肚子哭,伤胃。”